歧路彷徨农村信用社.docVIP

歧路彷徨的农村信用社 　　农村货款冲动 　　 　　在广袤的农村大地，新农村的建设热情在蓬勃洋溢，人们脱贫的冲动在日益增长，而现代资本却往往“无暇”顾及。 　　山西省朔州市乔后村农民在春耕即将开始的时候，普遍感到买化肥、种子的资金不足，想从乡信用社贷一部分款以解燃眉之急，但许多人被拒之门外。村民刘军申请了贷款，半个多月时间内跑了5回，都无济于事。刘军起先不知贷款需什么手续，跑到第4回才得知贷款需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手戳等5件齐全才行。“当我拿上全部证件又找乡信用社，但还是石沉大海。我们村和附近村的不少农民都抱怨说：在信用社贷个款咋就这么难？” 　　这样的贷款经历只是众多乡村农民，尤其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走向现代金融体系边缘的一个缩影：城里人在阔论投资股票、期货时，这些农民却在发愁播种的本钱；城里人怀揣各式信用卡购物消费时，更多的农民则四处筹措孩子几千元的学费。 　　 　　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 　　 　　现如今，农民想干事，无奈家底薄、本钱少，面对设在乡村的金融服务部门，却又发现他们“往往摆起一副硬面孔”。 　　“农民集体把矛头都指向了金融机构尤其是农信社，其实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主力军的农信社也有难言之隐。”山西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王东林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农信社）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但以乡镇为地理单位、业务单一、缺乏网络、加上为‘三农’服务的政策性要求，使农信社只能局限在狭窄的生存地域中。目前‘土枪土炮’的农信社大部分处于亏损状态，农信社发放的主要是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而发放的额度较小、周期较短的小额贷款，而少部分农民把小额贷款当成了‘扶贫款’，造成有盈利目标的信用社收回本息难的局面。另外，农信社一直背负着沉重的陈年老账。” 说到“陈年老账”，这几乎成为所有农信人心头的一个“死结”。有知情人回忆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农信社与农业银行合并以后，地方农信社便成为农业银行的“旁门”：不少农信社的业务骨干被分批转为农行职工，大中专毕业生也分配进了农行；当遇到一些顶替的对象要照顾或安排“关系户”时，农信社却成为最佳的去处。到了1996年，农信社与农业银行脱离了行政隶属关系，接管了农业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的大部分不良资产。于是，本来本小利薄的农信社如今在处理贷款问题时更加小心翼翼。 　　山西临县信用联社理事长张生文干脆表明了立场：“贷款只能贷给有钱人，因为他们有偿还能力。有的农民穷得不行，你贷给他们款，他们还不起。我们信用社有风险防范意识和放款终生责任制度。” 　　惜贷是一方面，在面对赖债不还的“钉子户”时，农信社大多也深恶痛疾，而依法起诉多是束手无策之下的“明智”之举。据说某信用社在屡催不还的情况下，开走了贷户的一辆轿车，拍卖后还清了贷款。信用社的“勇敢”某种程度上也是自身的无奈之举。 　　然而，谨慎的信用社对待那些“横着走的”（有关系的）人也只能主动“挨刀”。“实际操作根本就没按政策来。农村贷款是要有特殊本事的人才能贷到。现在的贷款不是给穷人的，而是给有钱有权的人。他们一贷几万、几十万都是有说法的。信用社就是欺软怕硬。” 清徐县农村信用社的李亮（化名）解释：“确实有一些基层干部把农信社当成自家随用随借的‘小金库’，农信社敢怒不敢言，因为信用社业务要深入开展，离开村干部的支持便寸步难行，于是大量发放村组集体贷款，支农贷款债权往往被悬空。” 　　李亮告诉记者，他们不敢轻易放贷也有很多的无奈。支农贷款多是小额零星贷款，就像现在年关这个季节，正是信用社集中收贷、收息、收储和盘活不良贷款的时候，可是贷户住址分散，而他们的信贷员只有七八个，管理难度大。还有很多人常年在外打工，收贷老找不到贷户，贷款也就泥牛入海了。另外，不少人认为“贴息贷款是国家的，欠下就欠下了”，还款意识淡薄，甚至恶意逃债，成了非常棘手的“钉子户”。还有的贷户借农业之名，不顾有无还款来源而将钱用于经商、造房等，给支农贷款带来了风险。 　　“事实上，如今农信社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业、农村、农民。”王东林认为，在新农村建设的大环境下，各级政府为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困难，促进农民增收，借助农村信用社这个有效载体，在农村开办小额贷款业务，让农民不分时令随借随还，确实为解决“三农”问题起了重要作用。目前虽然支农贷款面向“三农”，但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低，偿债能力差，信用社一直把贷款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普通的种养殖农户很难获得贷款。而以人情和亲疏关系定取舍，也相应剥夺了大部分农户的贷款机会。农民贷款难的矛盾仍相当突出。而且，高利率的贷款或以贷收息行为，加重了农民负担。个别农信社信贷将部分农业贷款挪作他用，挤占了农业贷款规模。农信社存在着“支工不支农、支富不支穷”的现象。 　　太原市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