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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就业中的政府责任 　　就业是保障残疾人生活的基础，也是提升残疾人形象，帮助残疾人参与社会、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佳途径。因此，就业是残疾人最好的保障。但由于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加上严重的就业歧视，其就业权往往难以实现。 　　我国尚有858多万有劳动能力、达到就业年龄的残疾人没有就业，每年还将新增残疾人劳动力30万。而用人单位吸收残疾人就业的责任不够明确，歧视残疾人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公共部门没有发挥其表率作用，残疾人就业形势仍很严峻。 　　残疾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是平等的，这是现代文明社会通行的法律和道德准则，也是“平等、参与、共享”的现代文明社会残疾人观的核心体现。因此，促进残疾人就业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责任。 　　 　　立法推动：保障残疾人就业权 　　 　　立法是保障残疾人就业最有效的手段。从1920年美国制定世界上第一部保障残疾人就业的《职业康复法》至今，立法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残疾人权益的重要手段。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有关残疾人的法律。如英国《1944年残疾人(就业)法》、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德国《重度残疾人法》、日本《残疾人雇用促进法》，以及欧盟《就业歧视框架指令》等，都明确禁止在就业、政府服务和公共权力获取方面基于残疾的歧视。 　　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特别关注残疾人就业问题。1982年国际劳工组织《残疾人职业康复和就业公约》、2006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都把保障残疾人的就业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予以规定。 　　我国《宪法》第45条把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作为一项宪法原则予以规定，近年来又出台了一系列维护残疾人劳动就业权的法律法规，如《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明确规定了政府在保障残疾人劳动就业权应采取的各种措施，体现了现代文明国家的责任意识，这也是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开展残疾人就业工作中的重要方针。 　　 　　加强干预：提升政府责任意识 　　 　　由于残疾人就业困难，需要政府加强干预，主要是采取特殊就业政策、鼓励雇主承担社会责任、防止雇主随意解雇残疾人。如美国在2001年的财政年度预算中，批准劳动部新设残疾人政策就业办公室，在2007年还颁布了总统令，将9月作为残疾人就业意识月。在德国、荷兰等国家，残疾人的劳动合同受到法律的自动保护，除非国家机构同意，否则不允许解雇。 　　我国实行集中与分散就业相结合的残疾人就业方针，包括机关在内的用人单位都有法定义务。同时，法律还就劳动台同的签订、劳动保护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突出了政府的干预责任，但解雇保护尚不充分，需要制定明确而严格的程序，以免用人单位随意解除与残疾职工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这是以国家强制力的形式采取的保障措施。但对既不安排残疾人就业，又不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用人单位，没有规定明确的法律责任，政府部门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和介入，无法起到督促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有作用。《残疾人就业条例》虽然授权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的具体办法，但至今仍未出台，造成地方立法各行其是的现象。 　　《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和联合国的许多决议中强调：对跨部门、多学科的残疾人事务，不能局限于一个部门，政府应担当领导责任，各部都应对其主管的问题负责，并建立长久设立的、有能力协调各项工作的国家委员会。目前已有87个国家设立了残疾人事务国家协调机构，有些国家以专门法律规定建立由国家首脑任主席，或总统、总理直接领导下的国家委员会、协议会。如美国残疾人委员会，英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等。巴基斯坦则设立了国家委员会，专门制定残疾人就业等福利政策。我国虽在县级以上政府设立了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有助于形成政府合力，促进残疾人就业，协调解决残疾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但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还不是一个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的实体机构，存在着职能虚化的问题。可以借鉴美国等国家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经验，将其设为一个实体机构，充分发挥对残疾人就业等工作监督甚至裁判的功能。 　　 　　公共部门：发挥表率作用 　　 　　安排残疾人就业，政府责任首当其冲。 　　《残疾人权利公约》要求各缔约国要在公共部门雇用残疾人。就世界范围看，公共机关吸收残疾人就业是一种普遍做法，部分国家甚至对公共机构规定了更大责任。如日本规定民间企业须雇用1.5％的残疾人，国家和地方公共机关须达2％；印度规定政府机关和公立机构必须按3％的比例雇用残疾人，而我国只要求不低于1.5％的比例。 　　我国法律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国家机关等公共机构必须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