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至明代考古学五十年_论文.docx

三国至明代考古学五十年 【正文】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伟大祖国各项建设事业的高歌猛进，对各种古遗址、遗迹、墓葬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日益广泛深入地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从而积累了十分丰富而系统的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学科领域不断扩大，并逐步趋向体系化。 对于新中国三国至明代考古的重大成就，80年代中期相继出版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已经做过比较全面而有重点的总结。我们今天为庆祝建国50年而撰写的这篇短文，拟在前述总结的基础上，重点阐述1986年以来除宗教遗迹、遗物、陶瓷、文书、碑刻以外之各项遗址、遗迹、墓葬考察、研究的主要收获。 一、城址及相关建筑遗址 50年来考古发现的三国至明代城址，可分为历代中央政权的都城和离宫遗址、地方民族政权都城遗址、地方城市和军镇遗址三大部分。 （一）历代中央政权的都城和离宫遗址 历代中央政权的都城遗址是所有城址中最受人们关注，也是考察工作做得最充分的部分。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书中，已将邺城、鄂城、汉魏洛阳城、隋大兴唐长安城、隋唐洛阳城、辽上京、辽中京、金上京、金中都、元上都、元大都、明北京、明南京、明中都等遗址列为专条或有较集中的叙述，其中除邺城遗址当时仅有少量地面调查材料外，其他城址皆已有较多的调查发掘资料作依据，至少业已明确城址的范围、形制，而绝大多数城址已经查明了它们的城垣、主干道路、宫殿区、居民区和商市之所在，对其城市布局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1986年以来都城遗址考察工作的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一些基础较好的都城遗址，考察工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新的扩展。对汉魏洛阳城遗址，相继进行了城垣马面遗址、建春门遗址、北魏永宁寺西门遗址、大市遗址的发掘（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和太极殿、金墉城城垣的试掘（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汉魏洛阳故城金墉城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3期。），取得了关于汉魏洛阳城市防御、交通、北魏寺院布局、宫殿建筑的新资料，得知金墉城的3座小城并非同一时期所建，只有丙城是魏晋时期的建筑。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城垣解剖（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外郭城和水道勘探，初步掌握了自西周经东周、汉魏，该城由小到大的沿革轨迹；证明北魏确曾在故洛河北岸修筑外郭城，使此城的规模东西、南北都达到了10公里。勘察和研究表明，随着城市范围的扩大，城内布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至晋代，宫殿区经历了由相对分散的南北宫制向集中于城区北中部的单一宫制转化；北魏时外郭城的出现，使汉至晋代洛阳城变成了内城，内城之大部为宫城及宗庙、中央衙署所占据，已具有某些如同隋唐皇城那样的性质，郭城则成为主要居民里坊区和工商市场所在地（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在隋大兴唐长安城，这些年又相继发掘了皇城含光门，大明宫含耀门、三清殿、翰林院、朝堂，以及大城内的青龙寺、西明寺部分遗址，并对大明宫含元殿做了整体揭露（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在隋唐洛阳城，相继发掘了郭城永通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等：《隋唐洛阳城永通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2期。），宫城应天门、乾元门、武则天明堂和皇城右掖门外上阳宫遗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唐东都上阳宫园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2期。），勘探、发掘了宫内九洲池遗址和郭城东南隅的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并根据新的发现，对前所发表的宫城及宫侧诸小城的平面布局图提出了若干订正（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通过长安安定坊和洛阳履道坊坊内道路的清理，还明确了当时里坊的基本建筑布局。这些，对于再现隋唐两京的历史风貌，无不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一些以往尚未充分开展考察的都城遗址，考古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对邺城和北宋东京城遗址的勘察发掘上。对此二城址较大规模的考察同始于80年代。在邺城遗址，迄今已完成对南北二城的城垣、城门、城内主干道路及宫殿区的勘探和重点发掘，据此可知邺北城平面呈横长方形，东西2400、南北1700米，四面城垣上勘探确定了6座城门的位置。城区之内，由东垣建春门通往西垣金明门的大道，将整个城区分成南北两大部分：道南为里坊区，道北部分自东至西分为三区，分别相当于文献记载中的戚里、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