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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盛世是怎样练成的国民自由度高：百姓不会因言获罪唐朝，是中国史上文化、政治、经济最发达的一朝，也是特殊的有言论自由的朝代。唐朝人虽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语言上忌讳，但忌讳的范围以私人之间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无忌。批评皇帝，拿皇帝的故事作诗作文，甚至讲得很不堪，亦不会遭祸。在杨贵妃生前，文人对她品评有之，对杨氏家族讥嘲也有之，到她在马嵬驿遭难后，她的故事迅速地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上的主题，并且随着时间而更加深广，渐渐，唐朝的文人把歌咏杨贵妃故事当作一种“考试”式的共题。白居易的《长恨歌》自然考得了古往今来的第一名。但在“长恨歌”出现之后，文人依然热心于自这一个“共题”而孜孜不倦于“考试”，借此来练习和表达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想象……整个唐朝，有记载的只有一起文字狱。那是在唐高宗发动对高丽的一次战争前，有个叫元万倾的诗人，写了一首诗给高丽人打招呼：唐军将要来犯，赶快备守鸭绿江天险。结果唐军江边而退。元万顷此举，实为叛国叛军，罪不容恕。唐高宗却没有要他的脑袋来平息众怒，只是把他充军到岭南了事。不久，居然又把他招回来，封给他一个著作郎的官职。武则天在唐代君主中大概是口碑最差的一位，但对文人同样十分地洒脱大度，“唐初四杰”之一骆宾王，曾为反武则天势力写下义正词严的讨伐檄文，直斥武则天为“狐媚惑主”，武则天读后却只是“嘻笑”，不仅没有加害骆宾王，乃至清剿“骆宾王反革命集团”，反而埋怨大臣，为什么早没能将骆宾王此等优秀的人才罗织到朝廷中来？！史官能直书其事：不虚美不隐恶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前世史官所记，都不让皇上看到，这是为什么呢？”房玄龄答道：“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要是皇上看到了，必怒，所以不敢让看。”太宗说：“我的心胸与前世不同。帝王想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请你还是给我看一看好了。”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没有过失，史官所记，自然尽善。陛下独览《起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若以此法传示子孙，我担心数代之后的君主心胸没有您那么宽阔，一定会饰非护短，忠实记录的史官必不免刑诛。这样的话，史官这个职业必然会变得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就没有一句话可信了！所以当代君主不得看自己的历史记录的制度，就是为此。”――这话说得既委婉，又有原则。太宗没话可说了，但还是坚持要看。怎么办呢？于是，房玄龄便和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书成，上之”――显然，这并非原始记录，而是编辑整理成书。太宗看到书中所记“六月四日事”――也就是他把太子建成、弟弟元吉杀死的玄武门之变，其中“语多微隐”，便对房玄龄说：“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当即命令“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唐太宗这一声叹息，实在是忠厚，但却是盛世大唐一个有力的注脚。当唐人传读史书史，翻到最高领袖这一页不光彩记录时，他们的目光，骤然变得平静安然——那是一个社会面对真相时特有的坦荡与淡定。读书人有出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生逢盛世的唐人，尤其是年轻书生，都有一股奋发向上的强烈进取精神。民心向上，士皆欲奋发有为，“好语王霸大业”，豪气干云，砥砺志气，不畏艰险辛劳。是这个时代最难得的精神。他们渴望为明主重用，在治国平天下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李白在《将进酒》诗中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杜甫说：“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后出塞》)他欲使君王成为唐尧、虞舜那样的圣贤，天下风俗淳朴。孟浩然自称“昼夜常自强”，(《书怀贻京邑同好》)与二、三友人“俱怀鸿鹄志”。(《洗然弟竹亭》)高适的志向是：“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塞下曲》)他们意气风发，充满活力，自强不息；或参加科举，力争金榜题名，博得一官半职，有的虽皓首穷经，失意科场数十年，布衣而死，也不后悔；或投笔从戎，仗剑去国，不畏边陲惊沙、风雪，虽马革裹尸也在所不惜，以求封妻荫子，卫国保家。万千士子，勇于征战四方，开疆拓土，高歌“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云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总之，整个社会充满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时代氛围。“学而优则仕”的遴选人才的标准，给各个阶层的人们开拓了广阔的前途。一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也同时充满了活力，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科举制度冲破了士庶的阶级界限。普通人也可以凭功名侪身政界，平步青云。因而，这是一个奋发有为的时代，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唯有这样的时代，诗人才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以四海为家的豁达心理。“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的宏大气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壮阔胸怀，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盛唐时代人民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