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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资源开发与水资源保护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 　　中国是世界上人均占有水资源量较低的国家，而且各地的水资源分布非常不平衡。从含煤地区分布看，常常表现为“多煤的地方缺水，多水的地方缺煤”.据资料调查显示，全国约有90%的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些地区的水资源仅占全国总量的19%.在全国101个国有重点矿区中，缺水矿区占71%,其中严重缺水矿区占40%.[1] 　　煤炭资源开发为国民经济提供了强大的能源保障与动力支持。然而随着煤炭开采强度不断加大，地下含水层原始径流遭到深度破坏，使缺水矿区的供水更加紧张，甚至影响到矿区及周边环境。在煤炭开采过程中，其受益者是使用煤炭的单位以及个人，政府是其利益代表。这样开采中就会涉及到各级政府、煤炭企业、水利部门及社区居民之间的利益行为。重塑煤炭开采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煤矿开采对水资源破坏的补偿机制，确保生态系统稳健，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因此，本文基于“理性人”的研究视角，建立博弈模型分析煤炭资源开发与水资源保护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与博弈行为，透视水资源破坏的深层次原因，为构建“以煤补水”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依据。 　　一、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探讨煤炭资源开采模式，不可能绕开相关利益的协调问题。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的提出最初源于19世纪。此后Freeman于20世纪80年代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完善。他认为，利益相关者就是那些能够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个体和群体，并从所有权、经济依赖性以及社会利益三个不同的角度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类；[2]Clarkson （1994）提出，企业是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系统。它与社会大系统一起运作，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创造财富或价值。[3] 　　很显然，利益相关者理论是为了适应解决多方利益和目标平衡而出现的理论，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些诉求与组织目标的实现有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然而各利益相关者毕竟都具有利己性，Friedman（2002）认为，利益的分配、冲突与解决应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的重点，并进一步探讨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竞争、合作、协调与利益的均衡问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4]相比之下，Williamson（1999）更强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认为这是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关键；[5]关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煤炭资源开采中的应用，代表性学者刘继伟等（2007）认为，[6]煤炭资源开采涉及的利益主体主要有国家及省煤炭管理机构执法者、地方执法者和非法开采者等；周忠科等（2006）提出，我国煤矿安全生产与监管至少存在政府、煤矿企业及职工三方利益主体，煤矿企业作为安全生产的主体，政府为煤炭安全生产的监督者，职工则是安全生产的直接执行者。[7] 　　本文认为，煤炭资源开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关系到众多利益部门，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煤炭企业、水利部门及社区等之间的利益分配。一般来说，煤炭开采会产生正负两种外部性，其中正外部性使煤炭资源开发成为一种必然。 　　相反，负外部性就是煤炭在开采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特别对水资源的破坏。作为利益主体的煤炭企业是最直接的受益者，而政府肩负社会公平正义职责，需要从战略高度和全局高度统筹考虑煤炭资源开发与水资源利用，以求达到建设协调发展与水资源保护的目的。政府的角色具有多重性，既是利益享有者，也是利益受益和受损的国民代表。因此，政府在利益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煤炭行业从事采矿活动，造成地表塌陷裂缝、水土流失、水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地下水位下降等负效应，企业应该负责矿区的生态恢复和重建工作，同时，政府应肩负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 　　二、煤矿开采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分析 　　1.地方政府与煤炭企业的博弈 　　煤炭开采与环境治理最主要的博弈方就是政府与煤炭企业。煤炭企业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常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来设计自己的行为，而采煤所导致的负外部性又会导致市场失灵，这就需要一个能监管和约束煤炭企业行为的公共事务的治理机构。而政府能够真正承担起这一角色，它通过对排污者收取税费、罚款等来强制煤炭企业治理污染。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政府也可能存在失职，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政府与企业的合谋关系。 　　假设我们以某地区的煤炭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煤炭的开采必然会产生生态环境的破坏，对待这些企业排放污染问题，主管行政机关的行动集合有两种，即“监管”和“不监管”,而煤炭企业的态度也有“积极”和“消极”两种。下面用函数式分析两种利益主体的博弈。设采煤企业的收益R依赖于产量Q,建立函数关系，即R=R（Q），采煤给煤矿企业带来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会造成环境污染，而且污染物的排放量与产量呈正相关关系。再设政府严管时企业的产量为Q1,不严管时企业的产量为Q2,则可知Q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