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分析.docVIP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早期、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两个时间段劳动收入份额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后一个时间段的下降趋势尤为明显。有研究指出，经济发展阶段与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可能存在着U形关系，中国目前正处于拐点之处(李稻葵等，2009；Luo等，2010)。国有企业的改革(白重恩、钱震杰，2009；伍山林，2011)，国际产业资本的大规模进入(Luo等，2010)，制成品出口贸易的飞速发展(翁杰、周礼，2010)，要素节约型技术进步(黄先海、徐圣，2009)等均是导致初次分配格局变动的重要因素。其中的一些研究遵从了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动与西方国家有着显著的差异。例如，西方国家之间的产业资本流动是一种交互式流动，而中国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只是一个资本的单向流入国；西方国家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大，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要素投入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并非扮演主角。 许多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变动是导致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主要因素。实际上，相对于要素转移和要素投入变动而言，产业结构变动只不过是果，而前者却是因。所以，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最基本视角应该是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变动。已有研究大多是从资本流动的角度进行探讨(罗长远、张军，2009；邵敏、黄玖立，2010)，只有少数研究注意到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龚刚、杨光，2010)。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国际产业资本的流入和本土产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更离不开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二者是高度结合的。但后者显然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关注。本文试图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入手，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进行全面探讨。 一、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和分解 (一)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 1993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为49.5％，在随后的两年里，劳动收入份额有所上升，1995年达到考察期内的最高位51.4％。1996～2007年，劳动收入份额逐年下降，总下降幅度达11.7个百分点。2008年开始劳动收入份额快速反弹，两年之内反弹了6.9个百分点(见表1)，反弹的主要原因是受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传导的影响。综合劳动力供给变动等多方面的因素判断，这种反弹的势头还远未结束，今后的3～5年将是劳动收入份额快速反弹的时期。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显示，如果直接比较考察期两头的劳动收入份额，可以认为并无实质性的变化，但如果深入研究考察期间的变化态势，就很难让人觉得这中间缺乏故事。 中国的生产税净额份额从1993年开始缓慢增长，2003年达到历史最高位(15.8％)，随后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资本收入份额自1993年开始缓慢下降，1998年为最低点(34.9％)，随后开始快速反弹，2007年达到最高点(45.4％)。从劳动和资本收入份额差距的计算结果看，1993～1998年是收入分配格局明显向劳动倾斜的时期，1993年劳动和资本收入份额相差10.7个百分点，1998年扩大到15.9个百分点。1998年后，分配格局发生了快速的逆转，2007年资本的收入份额反超劳动多达5.7个百分点(见表1)。分配优势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快速转换，不仅预示着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调整，还预示着决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力量的变动。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低于主要发达国家，例如，2000～2009年劳动收入份额的最高值美国为59.3％，日本为54.0％，德国为54.2％，法国为52.7％，英国为56.9％(见表2)，而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最高值为2000年的48.7％，差异十分明显。但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不相上下。例如，波兰劳动收入份额的最高值为2001年的43.8％，捷克为2002年的44.6％，韩国除2009年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其余年份均低于46.0％。 (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分解 传统的分析范式认为，导致整体经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既可能来自于产业结构的变动，也可能来自于产业内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本文采用翁杰、周礼(2010)的分解方式将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见表3)，以显示产业内的收入份额变动效应和产业间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这里将1993～2009年分3个时期来考察。首先是1993～1996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了1.73个百分点，其中产业内的收入份额变动效应增加1.57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变动效应仅为0.17个百分点，产业内的收入份额变动贡献度达到90.7％。这个时期，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迅猛发展(罗长远、张军，2009)。其次是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