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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华教会论文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论文 摘要：通过教会女校，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一批近代知识女性群体。这与中国古代社会出现过个别才华出众的女性是有极大不同的，由于受封建纲常的约束，中国古代社会是不可能出现群体知识女性。正是由于知识女性群体的出现，才进一步影响着中国近代妇女的解放运动，而知识女性群体也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男尊女卑”是中國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封建纲常亦是对女性的精神禁锢，“女子无才便是德”更是对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化偏见。在中国封建社会，接受教育是男性的特权，在整个社会男性也是独占教育资源，女性是被排斥在教育大门之外的。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之后，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通过传教、办报等活动，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尽管西方传教士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传教活动，还有一些传教士和教会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急先锋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人在传播男女平等思想、倡导女子教育、冲破中国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传统禁锢起到重要作用，其中美国教会和传教士在这一过程亦有着重要影响。 美国传教士是先于美国政府建立对华关系之前进入中国。183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到达澳门传教，揭开了美国传教士到华传教的序幕。鸦片战争之后，更多的美国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即传播基督文明，完成启迪蒙昧的使命。同时，美国传教士或教会在华也创办的大量教会学校，将西方近代文化、学校教育制度引入中国，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如，女校、女塾和女子学院，逐渐形成女子的初等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留学教育的模式，不仅冲击了中国古代封建纲常的思想体系，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促进了中国女性的觉醒和解放。 一、初等教育 19世纪40年代，由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阿尔德赛小姐在宁波创建女塾学校[1]，开启了近代中国教会创办女子学校的先河，中国近代女性学校教育由此开始。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女性学校，较早的有，1850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与夫人在上海创办了裨文女塾。次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琼斯女士在上海创办文纪女中。1861年，裨治文夫人在北京创办“贝满女学”。 由于中国封建传统对女性的歧视，也没有女子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传统，加之列强的侵华战争以及早期一些传教士在华的恶劣行径，造成中国民众对教会女子学校的猜忌，所以这一时期很少有中国家庭愿意将女孩送入到教会在华女校，因此这一时期教会女校往往采用免费入学，提供吃住，发给生活费来吸引学生。然而，即使如此，学生数量依然不多，而且大部分学生来自生活贫苦的家庭，文化水平不高，因此这一时期的教会女校教育处在初级水平，学校教育只起到启蒙和扫盲作用。 洋务运动中后期至维新变法时期，西学之风日盛。或是受差会派遣或是随其丈夫而来，大量美国女传教士进入中国，到1890年，女传教士占到美国传教士人数的60%[2]xiii。这些女传教士以“妇女工作为妇女”（Womens Work for Women）为其传教活动的动力，大部分人拥有高等学历且多数人来华后从事教育活动。在这些女传教士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教会女子中学。1872年，美国长老会女传教士那夏理在广州创办真光女学。1881年，裨文和文纪两所学校合并为上海圣玛利亚女校。1884年，美以美会在镇江创办镇江女塾。1892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设中西女塾，等等。随着教会女校数量增多及其影响的扩展，进入学校的女生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而且学校生源也不再仅仅局限在社会底层，很多富家女孩也进入学校学习。到了19世纪末，中国进入教会女校的学生达到3819人。[3]75 美国在华教会女校在教学内容上多采用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以西学为主，中学为辅。以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中西女塾为例，必修课包括英文、中文、代数、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化学等课程，选修则有音乐、舞蹈、社交礼仪、家政学等课程。[4]73这些课程注重培养社会新女性的价值目标，逐渐淡化中国传统封建纲常的说教。在开设文化课程的同时，美国在华教会女子学校还设有体操课程，这对废除缠足恶习而增加女子户外体育锻炼大有裨益，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女子体育教育的开端。北京“贝满女学”开设体操课，“正规的日常训锻炼，给予迟钝而笨拙的中国女子一种无拘束而优雅的姿态和动作。”[5]741864年，由于学校体育教育的需要，“贝满女学”要求学生入学不准缠足，之后其他教会女校也陆续开始效仿。1894年，福州毓英女塾童养媳占学生1/3，在学校改行不收缠足学生的校规后，到1909年时童养媳只占学生的1/80[6]273。不仅如此，有些教会女校，如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从1916年开始举办运动会，有助于培养女学生的体育精神和女子教育理念的传播。 在教会女校发展的同时，中国出现了一批女留学生。如，金雅梅，早年留美学习医科[7]；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是在美国传教士布尔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