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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红字》电影中展现的爱情观、文化历史背景 　　引言 　　小说《红字》是 19 世纪美国浪漫主义时期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的代表作。 　　该部作品以深邃的主题、细腻的心理刻画、丰富的象征和隐喻着称，自诞生之后的 160 多年里，不仅影响过海明威、福克纳等作家，也以改编而成的戏剧、歌剧、电影等其他文学形式给广大受众带去视听冲击和思考。国内众多研究者以该作品中典型的清教文化和文学魅力为媒介解读美国文学和文化。根据中国期刊全文库、全国报刊索引检索，在研究霍桑的 400 多篇文章中，有关《红字》的文章高达 300篇，主要立足以下几点：首先，对作品主题的探讨涵盖了宗教伦理、人性、女性主题等。其次，对作品风格的鉴赏，尤其是对作品的象征手法和各类意象的解读。值得强调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视角也呈现多元化特色，既有传统的心理分析、社会文化批评、原型批评，也有女性主义视角的阐释和不同媒介的文学形式的比较研究。 　　对《红字》的研究层出不穷，正说明了《红字》经久不衰的文学魅力。“无论采用何种批评手法对《红字》进行解读都可能产生有意义的释义———《红字》的多解性更增添了这部名着的神秘与魅力。”《红字》所受的追捧不仅体现在对其作品本身的研究，也体现在多次被改编成电影搬上荧幕。1995 年美国西纳吉影片公司出品，罗兰德·乔菲执导，黛米·摩尔主演的同名电影是一次大胆的艺术再创作。然而，任何文学名着的影视改编都或多或少受到改编者所处时代的影响，充满改编者的取舍。正是因为很多影视评论者带着原着的条条框框去苛责改编的电影，使得该部电影受到颇多非议。文学作品为影视改编者留下了发挥的空间，改编者的改动具有主观性和时代特征，受众应当以宽容的态度去细细体验这种创作。同时，向来被看成是高雅艺术的文学名着为少数人欣赏，有曲高和寡之势，而影视作品的受众往往是最广大的普通观众，因而打上当下时代烙印的影视改编赋予了文学作品通俗性，在满足商业目的的同时，也延续了名着的生命力。影视作品的视听冲击和饶有趣味的演绎有时候会重燃观众对文学作品本身的兴趣。在影视媒介如此发达的时代，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应被鼓励。 　　本文试图比较《红字》电影和原着在叙事方式、情节结构、人物塑造、意象使用四个方面的不同之处，探索罗兰德·乔菲在多元化时代背景下对《红字》的独到解读，并且试图探讨《红字》电影中展现的爱情观、文化历史背景等信息，期望丰富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研究。 　　1 《红字》电影改编和原着的不同之处 　　文学作品仅用文字这种叙事语言进行视觉传播，是一种单一的媒介。作家将自己的想象和经历等编码成文字，读者结合自己的经历和知识产生自己的阅读感受。因为每个人的经历和知识水平不一样，所以就有“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有趣现象。电影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媒介，借助画面语言，通过视、听两种渠道传播信息。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电影改编之后呈现出来的最终荧幕面貌是编剧、导演、演员等一系列人配合的结果，其中融入了很多人对原着的解读和诠释。笔者仔细比较了罗兰德执导的电影《红字》与原着小说，发现主要有以下区别： 　　1.1 叙事方式不同 　　霍桑的原着是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按时间顺序建构的。第三人称的运用，让霍桑成了无所不知的“上帝”，可以深入每一个人物的内心深处，并且揭示其思想。这也方便作者对人物心理进行刻画，所以成就了《红字》透析的心理描写。而《红字》电影安排始终隐身的珠儿以画外音的形式、以回忆的口吻来讲述其母亲赫斯特在新大陆的故事。 　　这样的处理突出了故事的历史感和怀旧感，同时又方便珠儿以后代人的身份来评价当时人的思想和生活。譬如，在影片结尾，珠儿一家人驾着马车，在旁人的注视下扬长而去，珠儿回忆的声音出现，“在遥远的加利福尼亚，我的父母最终找到了对他们而言禁绝已久的幸福。我还不到十岁，父亲就亡故了。有人说那是一种惩罚。我的母亲既没有再嫁也没有爱上另外一个人。有人说那也是一种惩罚。对于我而言，我不那么看。我父母如此爱着对方，无人可比。我知道这种追求爱的精神将永存于我和我的孩子身上。谁能说上帝眼中什么才是罪呢？”这样的回忆话语，何尝不是电影改编者对男女主角爱情的赞赏？ 　　1.2 情节安排不同 　　霍桑的《红字》故事开头，爱情已然不在，取而代之的是赫斯特站在枷刑台上忍受耻辱的画面。她紧紧怀抱在狱中出生的女儿，胸口佩戴着象征通奸耻辱的“A”字，以“罪人”的身份独自承受旁观者的灼热眼光。之后，为了救赎自己，赫斯特远离社交生活，靠精湛的针线活和乐善好施，慢慢重新赢得大家的尊重。原着坚守清教徒的赎罪逻辑，迪梅斯代尔也以悲剧性的死亡而告终。而《红字》电影却为女主角设置了浪漫的爱情场景，广袤的森林、潺潺流动的小溪等。整个影片描述了一段有始有终、完整的爱情，从赫斯特登上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