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春联-元赵孟頫书洛神赋.doc

赵孟頫春联-元赵孟頫书洛神赋 元初书风丕变与赵孟頫　　 元初虞集在其《道园学古录》中谈道： 　　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出，遂风靡而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鹜。而宋末之张之谬者，乃多尚欧阳率更，书纤弱，仅如编席，亦气运使然耶。自吴兴赵子昂出，学书者始知晋名书然。[1] 　　虞集在这里肯定了赵孟頫力挽狂澜的作用。人们不禁要问：为何赵孟頫之时，会出现一个由“学颜书”到“知晋名书”的转变现象？ 　　一 　　蒙古贵族统一中国后，却逐渐被宋、金文化所折服。元代初期，书坛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来自于原金国和南宋地区，出现一种明显的借才异代现象。 　　金在与南宋南北对峙时期，其文化深受宋、辽影响。《金史》记载说：“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观者矣。”[2]金国文化既秉承辽、宋，对苏、黄、米的追求自不待言，自中期以后，取法不再局限于北宋四家，而是以汉唐、魏晋为主。 　　金石学家柯昌泗在《语石·语石异同评》中记载：“金碑文学苏，书体学颜。” [3]金朝学颜的风气很浓，不仅是学习其书法，更注重其人品。金代杨弘道在《重刻离堆记跋》中谈道：“鲁公之德之艺，咸为当代及后世之所推重。”[4]赵秉文在《对鲁公问》中有言：“颜鲁公，唐一代钜臣……尝以忠义者，国家之元气。”[5]由此得知，金人对颜书法和人品双重推崇，从另一侧面也可窥见颜真卿忠义报国之举和儒家思想在金代的地位。 　　南宋初期，一方面倾向于复古，如赵构提倡学习魏晋古法，“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6]；更有一大批“北宋四家”的追随者，如有学者所言：“南宋前期的书法，苏、黄、米、蔡书风最为盛行，尚意书风的影响依然强大，复古晋唐虽然有人实践，但具有出新意识和才能的书家寥寥无几，更多的人还在苏、黄、米、蔡的书法里各讨生活。”[7] 　　南宋偏安一隅的同时摆脱不了外族的侵扰。所谓艺术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缩影，此时，士人的艺术表现有着更深的时代烙印——爱国忠君。加之理学的盛行，致使艺术思想发生变化，“以人论书”观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陆游的《自勉》诗云：“学诗当学陶，学书当学颜。正复不能到，趣乡已可观。养气要使完，处身要使端。勿谓在屋漏，人见汝肺肝。节义实大闲，忠孝后代看。汝虽老将死，更勉未死间。”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有言：“宋人之师颜真卿，如初唐之人之师王羲之。”[8]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占主导地位，对于艺术而言，力图将其纳入儒家道德规范当中。“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9]。朱熹批判苏、黄而抬高蔡襄，强调写字要端正有法度，这也是他道统书学观的典型表现之一。姜夔在《续书谱》中也谈道：“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自然长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端楷者如贤士”[10]。他把“人品”排在第一位，把“端楷者”比作“贤士”，表明了他以书观人的立场。由上观之，以人品论书法的传统观念在南宋得以顽强延续，颜真卿的忠烈之举自然使之备受推崇。 　　二 　　元初，学颜真卿书法一度很普遍。《春藏集》记载：“秉忠楷书以鲁公笔法为正。”又，《国学事迹》云：“衡习字必以颜鲁公为法。” [11]不过，元初学颜只是秉承了原金、宋的余绪，已没有了生气和活力，书坛发生改变成为必然之势。 　　北宋欧阳修曰：“余尝与蔡君谟论书，以为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甚于今。”[12]同样的，南宋朱熹认为：“书学莫盛于唐，然人各以其所长自见，而加汉魏之楷法遂废。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敬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13]朱熹认为楷法遂废，而黄、米的书法狂怪，古法已逐渐殆尽。又有清代王世贞云：“自欧虞颜柳旭素以至苏黄米蔡，各用古法损益。”[14]由此观之，宋末书坛混乱，忽视笔法，古法受损，元代书家在如此颓废的宋末书坛不得不重整古法。 　　其次，在异族统治下，士大夫们畏言前朝，不能表露忠君爱国的心迹。颜真卿作为忠烈爱国、维护中央统治的形象楷模，并且在宋代备受推崇，这与异族统治者的政治心理毕竟背道而驰。从另一方面看，宋代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和怯弱厌战的社会心理，给士人的思想蒙上了厚厚的阴霾。由宋、金入元的士人阶层，又普遍怀有黍离之悲和故国之思，面对忠义报国的楷模——颜真卿之时，内心是矛盾而复杂的，不免会产生羞愧之心。士人学颜书多是为了抒发志向、标榜人格；但在元初，却需要把这样的心迹隐藏起来。因此，士大夫在书学上便逐渐放弃学颜而追溯魏晋古法。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因为赵孟頫所倡导的全面复古。“近世，又随俗皆好颜书，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拥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