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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时代阅读能力的《黑骏马》 话题：休闲阅读 知识分子 爱情故事 骏马 张承志在中国文坛有很多身份。他是“红卫兵”这个名称的创始人,1968年写了血书跑到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落户,是个会骑马放牧说地道蒙语的知青;他是个专业知识分子,在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和中亚史方面造诣深厚;作为一个著名作家,他在小说、随笔等领域都有独到建树,他几乎是第一个辞去公职脱离体制的自由写作者,他是一个不妥协的文化领域的“抵抗者”,被认为是“一面不倒的旗”(郜元宝)……但所有这些,为他自己所看重的只有一个身份:有信的人。当然,就文学而言,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还是“底层”这一概念最早的倡导者、使用者和身体力行者: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着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在逆境中,在劳动中,在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在思索、痛苦、比较和扬弃的过程中,在历史推移的启示里,我们也找到过真知灼见,找到过至今感动着、甚至温暖着自己的东西。(《老桥·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版)这段著名的“后记”曾被很多人认为是张承志对自己的“红卫兵生涯”乃至“文革”历史的辩解回护,因此表现了一种拒绝与过去时代划清界限的顽固姿态。尽管张承志的表述在试图建立起个人生存和历史运动之辩证关系方面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但他所强调的“得天独厚”与“幸福”这类感性字眼,难免会触动人们敏感的神经并因此质疑他的历史清白。于是,有关“在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作为文学思想资源的重要性,就被当做一种姿态而轻轻地放逐了。这种与那个时代共生的轻率肤浅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它使得对张承志《黑骏马》的理解评说长久以来不得要领。《黑骏马》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悲剧性爱情故事,小说线索简洁单一,就情节而言与所有的爱情悲剧并无二致。“我”——少年白音宝力格被父亲托付给伯勒根草原上的老额吉抚养,而少女索米娅也被老额吉收养。老额吉抚养着两个孩子,盼望他们结为终身伴侣。但白音宝力格不甘心做一个无知识的传统牧民,一心想到外面读书。终于,在接到参加兽医培训班的通知后“我”兴奋上路,索米娅则搭上运送羊毛的货车一路送行。夜色中,两个年轻恋人依偎在货箱的羊毛堆里海誓山盟,约定“我”培训结束后就回家结婚。故事到这里一切平常。但当白音宝力格学成归来回到伯勒根草原,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发现索米娅总是躲着他,并以异样的目光惊惶地注视他。原来,在白音宝力格走后不久,索米娅就被一个叫黄毛希拉的草原恶棍玷污并怀了孩子。更令白音宝力格精神崩溃的是,额吉和索米娅并没有像他那样愤怒,而是默然承受了这些。在巨大的打击下,他意识到了自己与草原生活的隔阂,决定出走。多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又回到了家乡伯勒根草原。他决定去寻找索米娅,经过寻访得知,此时额吉早已过世,索米娅带着孩子其其格孤苦艰辛,被迫远嫁到诺盖淖尔湖畔的异乡。当我辗转找到索米娅和其其格时,生活改变了一切也谅解了一切,无论是索米娅的不幸遭遇还是“我”的隔膜、背弃。小说结尾,白音宝力格骑着黑骏马离开了诺盖淖尔,唱起了《钢嘎·哈拉》——《黑骏马》:“当我的长调和全部音乐终于悄然逝去的一霎间,我滚鞍下马,猛的把身体扑进青青的茂密草丛之中。我悄悄亲吻着这苦涩的草地,亲吻着这片留下了我和索米娅的斑斑足迹和炽热爱情,这出现过我永志不忘的美丽朝霞和伸展着我的亲人们生路的大草原。我悄悄地哭了,就像古歌中那个骑着黑骏马的牧人一样。”《黑骏马》一经问世立刻好评如潮,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并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然而,这部小说表面单纯老套的故事背后,却隐藏着相当丰富晦暗的多重含义,人们对作品的激赏也始终伴随着疑惑和分歧,这情形完全不似后来大名鼎鼎的《北方的河》那么明朗。令人感到困惑的,首先是张承志通过“我”——白音宝力格与索米娅的爱情悲剧所表现的内省、忏悔意识和出人意料的道德姿态。张承志是个被公认的具有理想主义气质与情怀的作家,一般来说,鲜明的立场与强烈的道德爱憎感是这类作家的天然禀赋。《黑骏马》告诉读者,“我”与索米娅的童话一般美丽的爱情,遭遇了草原恶棍黄毛希拉的侵犯。无论在小说提供情节层面还是在世俗生活的理解中,“我”——白音宝力格都不是爱情悲剧的制造者,相反,他是个“受害者”。按照常理来推论,对于这个传统的“三角”爱情悲剧,张承志本该有相对清晰并不困难的判断。也许是由于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太强烈的缘故,人们在阅读时经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混淆写作者与他所描写刻画的生活、人物之间的差异甚至画上等号,善意的读者也许是见惯了民间“惩恶扬善”的大团圆故事,于是很容易向作者直接索取简明或者简单的道德立场。然而,张承志非但拒绝谴责,还让“我”——白音宝力格对爱情悲剧及其后果承担了深刻的内疚、自责:我宁愿去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