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写作素材.doc

国学大师作文素材 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于梵文和巴利文。　　 1925年，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接受清华邀请，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做导师。但要辞职需找个相当资格的人代替，赵元任与系主任都觉得，只有陈寅恪有资格接替他，便给远在柏林大学求学的陈寅恪写信征求意见，陈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刘文典鄙视新文学作家，当他得知西南联大要提升沈 从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朱自清该拿四块钱，沈从文连四毛钱都不该给。他要是教授，我岂不是太上教授！”　　 1940年暑假，陈寅属去香港探亲，并等船赴英以应牛津大学之聘，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困居香港。后在全家返回内地途中，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令陈先生精神几近崩溃。　　 1925年，陈寅恪从欧洲留学回国。这时，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评价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讲道：“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927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1901年赴日本留学。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靠不住的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他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很少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的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着录，并将这些提供给他做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会说：“靠不住的。”他不附和，也不驳难。　　 严肃、认真、谦逊、务实的治学态度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辩论，从来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有当时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求教，就住在王先生家里。在他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他都有问必答。在他执教清华的两年中，不知道有多少学子领受了他的恩泽。　　在讲课之时，王国维遇到某些问题常以“这个问题我不懂”一语带过。语言学家王力当年曾师从王国维，起初不理解为什么先生常说“我不懂”，后来悟出，这正是先生治学严谨的表现。　　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上的第一堂课，是听王国维讲《诗经》。王国维的这节《诗经》课，讲得很朴实，见解又很精辟新颖，为王力闻所未闻，他深感受益。但是，当碰到某些问题时，王国维却常以“这个我不懂”一句就带了过去，有时一节课下来，竟说了几个“我不懂”。起初王力感到不满足，他想，老师是传道解惑的，怎么常说“我不懂”呢？后来才慢慢体会到，其实，王国维先生说的“不懂”并非真的不懂，课后有学生问及他说“不懂”的地方，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之所以在课堂说“不懂”，一是出于立言的谨慎，他认为他的见解尚未十分成熟，不宜做结论；二是出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鼓励学生去探索和研究尚未定论的问题。王力对王国维这种严肃、认真、谦逊、务实的治学态度十分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