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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经传研究》要点总结
春秋经传研究 壹、《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 贰、《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叁、《左传》的无经之传; 肆、关于有经无传; 伍、三传不书之例与无经之传; 陆、《左传》以事解经; 柒、《左传》解经之特征; 捌、《春秋》大义存乎事实; 玖、三传以事解经之比较。 《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 对于作《春秋》一事,孔子自己居之不疑;孔门弟子如子夏、孟、荀之徒,各依经立说,自不待言;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对此也一无异辞;到了汉代,司马迁、班固等,都言之凿凿,信而有征。孔子作《春秋》,本该是铁案如山了。不料后世学者群起怀疑,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异说纷起,以致聚讼难决。怀疑孔子作《春秋》说法虽然很多,但归纳起来,重要的证据不外以下几条。 第一,“在《论语》中,没有关于孔丘作《春秋》的记载”,“而战国诸子,除《孟子》外,没有任何一本书提到《春秋》为孔子所作”。第二,春秋时期各国历史记载都称“春秋”,早在孔子以前,鲁国就已经有“鲁春秋”,而“鲁春秋”的文字又“大体上和今天所见到的《春秋》相同”。因此,有人断言:“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春秋》,实际上是‘鲁春秋’。”第三,既然否定《春秋》为孔子所作,而把它等同于一般的史书,也就势必要否定《春秋》的“微言大义”。钱玄同说:“(《春秋》)无所谓微言大义。” 笔者通过考察认为:以上三条证据都不能成立,当然也就不足以否定孔子作《春秋》这一事实。 一、一些重要著作对孔子作《春秋》的肯定 应该承认,在《论语》中,孔子确实没有说过自己作《春秋》的话,但这不足以否定孔子作《春秋》这一事实的存在。试想孔子周游列国,一生忙碌,他弟子三千,执教数十年,所用的教材就有好几种,言论事迹之多可想而知,而一部《论语》,共计才一万多字。因此,《论语》所载,决不能代表孔子言行的全部。孔子一生中对鲁国政治影响最大的几件事,如孔子为大司寇、齐鲁夹谷之会以礼斥齐景公、以大司寇摄行相事、堕三都等都不见于《论语》,就是明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一些重要著作都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作。 (一)《孟子》与《荀子》 《孟子》曾多次论及孔子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又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不仅确认了孔子作《春秋》的事实,而且交代了孔子著述的时代背景、方法,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 《荀子》多次提到《春秋》,将《春秋》与《诗》、《书》、《礼》、《乐》等儒家其它经典并举,且认为《春秋》代表了圣人的微言大义,说明荀子认为《春秋》出于圣人之手,绝非一般的史书可比。荀况对孟轲多所指责,但他不仅没有驳斥《孟子》中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说法,而且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引证《春秋》。《春秋》三传都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 通观《谷梁传》,书中共有十八次提到《春秋》,都是指孔子所作《春秋》而言;《谷梁传》中又有十二次提到孔子,有九次引孔子之言以释经。《公羊传》有二十九次提到《春秋》,也以《春秋》为孔子所作。《左传》论及《春秋》的地方有好几次,都特指孔子所作《春秋》。 《春秋》三传历经战国、秦汉而流传至今,它们解经虽辞有异同,义有违牾,但认定《春秋》出自孔子之手,却如出同声。战国诸子对孔子与《春秋》的关系避而不谈,只能是对孔子作《春秋》的一种默认。 二、孔子改造“鲁春秋”的证据 据《史记》、《汉书》,孔子在“论史记旧闻”的基础上,对旧史进行了剪裁取舍,删去了“烦重”及“不可以书见”之文。孔子据鲁史记作《春秋》,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裁断 《鲁春秋》不自隐公始,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左传》作者也非常熟悉春秋以前鲁国的历史,作者见到的鲁史记包括鲁隐公以前的记载。《鲁春秋》记事可能比晋国史记更为详尽。孔子对三代礼仪制度的了解,或有得力于《鲁春秋》处。现在流传的《春秋》以隐公为记事的起点,显然经过了后人的裁断,而这个裁定的人正是孔子。孔子托始隐公正是因为孔子主张以礼让治国。孔子非常赞赏礼让的行为,他对尧舜禅让推崇备至,对吴太伯、伯夷、叔齐让国的行动也是极口称道,这些都明见于《论语》(“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孔子删定《尚书》,首篇列《尧典》,与《春秋》托始隐公用意正相类似。可以看出孔子在宣扬一种“让”的精神。《春秋》记事不从周公开始,主要是因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对周公、文、武的事迹已多所传习,而《春秋》的主旨是要“拨乱世反之正”,其手段则是针对王道衰微后的现实进行褒贬,通过“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来表达自己的理想。《春秋》的上限大致是平王东迁之后,其所以不载鲁惠公事(惠公亦在周室东迁后),则是为了托始隐公以表现“让德”。《春秋》终于鲁哀公十四年,无疑也是有人裁断鲁史的明证。《春秋》记事下限的确定,与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一事有着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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