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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R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浅析 　　［摘 要］知识产权保护对处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知识创新的作用不可忽视。本文根据以往经济学理论中对于IPR(知识产权)的分析,总结出IPR的三个核心特征,对IPR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给出解读,强调知识传播方式是构建互动机制的核心要素,力图为今后研究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IPR；经济增长；知识创新与知识传播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3-0222-0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于2010年9月15日发布《2010年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IPR(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作为体系化、法律化的知识创新形式,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经济学家Maddison在他的巨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曾经比较了东西方经济增长在两千年中的表现,并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中国在经济发展、科技水平上领先了西欧近一千年,而增长的转折点发生在西欧对知识创新形成制度性保护之后。事实上,类似的结论在社会科学中已然成为共识。Maddison的贡献在于对历史数据做了严谨而科学的量化,从而有效地支撑了这一结论。品味这一历史的转折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在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十年IPR数量的持续上升之后。我们一直在寻找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同时渴望为世界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尽可能多的经验。回顾IPR的发展,我们试图寻找到开启经济增长的钥匙。 　　1 数据分析 　　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一直是关注的焦点。这源于现实数据所反映出的两者的正向关系引起的理论研究的兴趣。以最近1997―2009年的数据为例,(见下图)IPR的申请量增长率粗略估计了每年产生的知识创新活动,GDP总量的增长率则体现了经济增长。显然,全球GDP总量的增长与IPR的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性质。当创新活动处于活跃时期时,经济增长明显加快；而创新活动处于低潮时期时,经济增长则相应放慢。 　　GDP、居民专利申请和商标专利申请增长率对比图 　　另外,全球IPR增长率的历史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世界经济增长与世界知识创新的相关性。《2010年世??知识产权指标》报告统计了1883―2008年世界主要国家在专利申请上的变化情况。从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经济表现较好的国家在历史上其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都同时对应着专利申请快速增长的时期。 　　通过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IPR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推动。然而现实中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巨大差异是否源于IPR上的差异呢？如果是,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这种差异性又是否可以弥补,我们尝试通过理论分析去寻找IPR与经济增长的内在互动机制。 　　2 理论分析 　　准确定义IPR是困难的,这源于知识创新的“熊彼特特征”。人类智识活动的本质就是不断地超越前人对世界的认识,这种创造―破坏―再创造的动态循环过程描述了人类的知识创新。人类的知识范畴在不断地变化,每一次新的科技革命都会带来新的知识体系的诞生。尽管本文对IPR的界定是狭义的,是作为法律实体形式存在的,但知识创新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作为由知识创新活动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化从而形成的IPR,其外延也必然会随着创新活动的不断深入而扩大。值得庆幸的是,经济学的知识创新活动本身为我们提供了更好地理解IPR的方法。经济理论的进步可以尽可能准确地描绘出这一动态演化的过程。我们通过总结过往理论中对于知识创新活动的分析,勾勒出IPR的主要特征： 　　2.1 IPR的排他非竞争性特征 　　在经济增长理论的经典分析中,知识创新一直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从Adam Smith到Alfred Marshall,再到Joseph Schumpeter,古典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中知识创新的作用都给出了不同程度的强调。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复兴了这种强调,Solow模型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成果来自于知识创新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快速提升。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在于,模型是通过索洛残差来说明这一结论的,知识创新的微观作用机制的缺失是该理论的致命缺陷。由Romer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损失。内生增长理论的关键假设就在于引入了知识创新的排他非竞争性特征。而这恰恰是IPR最本质的特征。知识创新本身不具有排他性,IPR作为一种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形式,对知识创新成果享有了利益独占的权利。正是这种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结合,使得知识创新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因此,内生增长理论中的知识创新指的是IPR,而非广义的人类智识活动。IPR作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