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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框架下的环境与贸易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与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是传统国际自由贸易理论的核心。在这些理论的支持下，国际贸易在市场自主性的作用下蓬勃发展，并且越来越趋于自由化。国际自由贸易体制最早起源于１９４７年的关贸总协定，该协定为自由贸易体制确立了两个基本的方向：一是减少和消除关税壁垒，二是防止或消除其他非关税壁垒。为了逐步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关贸总协定各缔约国在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９４年期间进行了８个回合的谈判，并依据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于１９９５年组建了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更是继承和弘扬了关贸总协定的贸易自由化精神，重申其宗旨是建立更加公平、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建立独具特色的争端解决机制，确保全球自由贸易有序进行。 　　自由贸易优化了全球的资源配置，促使社会财富继续在增加，但由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本身追求狭义的经济比较利益，忽视了广义的社会生态效益，虽然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同时却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和生态的破坏。虽然，自然、资源与环境在人类的经济发展中是逐步地被损害与消耗的，但环境问题的显现却似乎在一夜之间。人们突然发现周围的环境变了，青山不在了，绿水不在了，蓝天不在了，白云不在了，吱吱喳喳的小鸟也不在欢唱了。酸雨延绵、温室效应增强、臭氧层耗损、大量危险废物越境转移、海洋污染严重、食品污染严重、水土流失日益严重、荒漠化趋势加强、森林惨遭大量砍伐、生物物种加速灭绝以及动植物资源急剧减少，等等，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已经日益全球化。地球已千疮百孔，危机四伏！人类社会刚尝到一点贸易经济增长的甜蜜，就无奈地品味到接踵而来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苦果。面对着惨遭破坏的生态和污染的环境，绿色和平组织发出了深刻的指控：人类制造了一个垃圾的天堂。如何协调好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如果我们不愿继续毁灭自己，如果我们不想继续受自然界更加严厉的报复，那就让我们用人类的智慧和双手来拯救大自然吧。”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在联合国有关机构的组织和支持下，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的国际环保行动。１９７２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是人类环境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这次大会指出了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唤起了世人的环境觉醒，并促使西方国家开始认真治理环境问题。联合国大会在１９８３年底批准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由布伦特兰夫人担任主席，并于１９８７年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其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论述了当今世界环境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处理具体和现实的行动建议，对各国政府和人民制定新的战略和政策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继１９７２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举行的讨论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筹备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是人类环境与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著名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提出了２７条原则，其中包括许多处理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原则；通过了著名的有着深远影响力的《２１世纪议程》，为各国的环境政策勾划了一张美好的蓝图。 　　联合国已把环境保护列为与和平和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同时，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开始认识到有必要在ＧＡＴＴ中讨论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并于１９７１年成立了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工作小组，小组的目的在于加强对环境政策与ＧＡＴＴ规则之间关系的研究工作。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９年的东京回合过程中，讨论了环境措施可能以技术规则和标准的形式成为贸易壁垒的可能性，并对贸易的技术标准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谈判，要求在技术规则和标准的制定、采用和应用上不应该存有歧视，应该有透明度；１９９１年墨西哥与美国关于美国禁止墨西哥由于用大型围网捕捞金枪鱼而导致海豚死亡情况下，金枪鱼的进口贸易争端成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使贸易与环境问题在ＷＴＯ框架下如何协调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乌拉圭回合结束时，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决定》，决定在ＷＴＯ中成立贸易与环境委员会（ＣＴＥ），以进一步在更广的范围内对贸易与环境进行讨论。ＣＴＥ的研究表明，减少对自由贸易的限制和扭曲会使多边贸易体制和环境都受益，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并不矛盾。原因在于，一旦人类生存的基本生态环境被破坏殆尽，那么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的前提条件也就不复存在；而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停止经济贸易活动而单纯去从事环境保护，只能在发展经济贸易的同时来加强环境保护。实际上，从本质上和长远观点看，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可以相互促进，并可统一在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框架下。 　　虽然环境与贸易问题已在ＧＡＴＴ和ＷＴＯ中被涉及，但是，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将贸易与环境挂钩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