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有自己建筑学体系”记杰出建筑历史学家陈明达先生.doc

“一定要有自己的建筑学体系”记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陈明达先生 　　 　　在建筑学界，陈明达先生(1914－1997年)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原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院长樊康先生曾在纪念会上称他为”中国建筑历史学的一代宗师”，可他既不是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也没有赶在退休前当一回博士生导师；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工程院的院士傅熹年先生称他为“继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二位学科奠基人之后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的杰出学者”，可他在新闻界远远不是声名显赫的热门人物。 　　据著名建筑历史学教授王其亨回忆：当年想就《营造法式》问题请教先生，但听说先生已不问世事、足不出户，闭门谢客达三十年了。可一旦真去拜访了，却发现先生其实是很乐于与别人交谈的，对同行和学生更是倾其所知、毫无保留。而且，他也远不是只读古书的迂夫子．而时时关注着建筑业的发展方向。 　　又据另一位著名建筑历史学教授徐伯安回忆；有一次徐先生去看他．顺便通知他说中国建筑学会打算请他担任一个名誉职务。老先生那时虽年逾七旬，也还有很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但他却毫无回旋余地推辞那个荣誉职务，而且一并声明连会员资格也不打算保留了。他退出中国建筑学会的理由是：”此生来日无多．除再读几本书、再搞一二个课题外．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顾及其它的事了。” 　　作为陈明达先生的外甥和私淑弟子．我似乎并不是介绍他的合适人选：私人感情说不定会影响评述的客观．而且我向他学习的主要是古代雕塑史而不是建筑史。我之所以还要动笔，很大程度是缘于他的一个嘱托。1993年秋，他命我协助整理他的文集时，郑重地说：”整理自己的文集，不是因为它完美无瑕，恰恰是把它作为这个学科阶段性的产物．有一得之见，也必定存在诸多局限和错误。将我个人研究工作的得与失客观地公之于众，或可使后辈学人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和成果”。 　　我很为先生这一嘱托所表现出的豁达眼界和严谨的科学求实精神所感动，理当遵从。 　　 　　陈明达先生生平：用毕生精力和时间去读通一本书 　　 　　陈明达先生祖籍湖南祁阳，1914年出生于长沙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1925年随父迁居北京。1932年，因家道中落，他放弃了赴东北大学建筑系学习的机会．经小学同学莫宗江先生介绍．入中国营造学社做了绘图员。由于刻苦学习、勤奋工作，1935年与莫宗江、王璧文、赵正之、陈仲篪等一道被提升为学社的研究生。从此正式师从梁思成、刘敦桢先生系统地学习建筑学，并成为刘敦桢先生的主要助手。说来也算是前世机缘．陈明达原本高中毕业后打算去东北大学建筑系学建筑的时候．并不知道系主任已经离开东大回到北京了．也并不晓得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亦将来学社任职，然而当他不得不放弃大学学习的时候，意外地得到了更直接地向两位大宗师学习的天赐良机。 　　1931―1944年间。中国营造学社做了190个县(市)约2 738处的古建筑考察，陈明达参加了其中的92个县(市)约1413处遗构的考察，绘制40余座古建筑的1／50实测图、20余份1／20模型足尺图。由于他在考察和研究中解决了诸如“卷煞”等许多疑难问题．被粱思成等先生嘉许为“明达有奇思”。 　　1949年之后，虽然营造学社已经解散．他还是利用各种机会继续做古建筑调查工作．足迹遍及全国，只遗憾错过了去西藏考察的机会。但庆幸自己曾借1946年随茅以升先生出席世界工程师大会之机，寻访了台湾的古建筑遗迹。 　　关于陈明达在学社工作、学习的经历，由于时下对营造学社史的介绍已经很详尽了．笔者毋庸赘言。这里．仅补充一项：抗曰战争期间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语史所与营造学社联合组团进行蓬山汉代崖墓考古发掘的情况。 　　据《隶释》卷十三《张宾公妻穿中二柱文》所附宋代大名士洪适的补记，四川地区“彭亡山之巅”有带有金石铭刻的类似埃及、波斯崖墓的古代墓葬遗存。但唐宋以来．中国文人的兴趣仅限于铭文书法，对待这个彭亡山之巅的石窟。从不曾想它在建筑学上的意义。20世纪初，大概是经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的介绍，另一个法国人色迦兰(Victor Segalen”)意识到了这则记录暗含着的建筑学上的意义。于是，与洪适们时隔近千年，1904年，色迦兰组织一个考古队到中国西部做探险式考察。目标之一是寻访四川境内的汉代崖墓和陵墓石阙。所做《中国西部考古记》以诗一般的语言盛赞汉代丧葬艺术之奇伟瑰丽．却又抱着“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先入之见，不容质疑地判定四川崖墓的建筑形制起源于埃及、波斯。 　　约37年后，1941―1942年。陈明达代表中国营造学社参加由战时中央博物院组织的，由李济之、吴金鼎、曾昭炳高去寻、王介忱、夏鼐等知名学者组成的“川康古迹考察团”。在成都以南约80km彭山县江口镇一带考察汉代崖墓，雄健有力的汉代石刻斗拱由此成为可与希腊柱式相媲美的中国建筑的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