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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合并”预期对中国吸收FDI的影响 　　摘 要：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我国即将推行的“两税合并”措施是否会造成外资大规模的撤离，一时间众说纷纭。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发现“两税合并”预期的确对我国吸引FDI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其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十分有限，不会引发大量外资“潜逃”。 　　关键词：“两税合并” ；预期； FDI 　　中图分类号：F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7）09-0011-02 　　 　　1 文献回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国学者便开始深入研究税收与引进外资之间的关系。最早期涉及税收与FDI的综述性文献可以追溯到卢丁报告(Ruding，1992)，荷兰财政部长奥诺?卢丁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税收对于外资的内流有显著的影响。Hines（Hines，1997）通过对美国税收与FDI的数据的研究发现东道国税率上调1%便会导致外商直接投资下降0.5%-0.6%。Globerman和Shapiro（Globerman Shapiro，1999、2001） 研究表明基础性经济变量，如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等非制度性因素与关税、税收和非关税壁垒等制度性因素对一国FDI的流入有重大影响。国内学者鲁明泓（1997）运用1988年-1995年间我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包括GDP、劳动力成本以及外资出口比重在内的八个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统计结果与Shapiro等人的相似，除了外资出口比重这一变量外，其他变量在统计上显著。张军（2005）通过构建古诺-纳什均衡模型分析了东道国政策的不确定性预期会对跨国公司的预期利润收益产生影响，从而会降低东道国FDI的流入量。上述学者所作的关于税收对FDI的研究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提供了一个开阔的研究视野以及深入研究的平台，然而这些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其对税收与FDI关系的研究中未区分外国投资者的类型和规模，范围过于笼统，得到的结果不尽理想。在实证研究上主要是从国内税收水平及进口关税的角度来分析税收对FDI的影响，而忽视了出口关税及税收政策变动的预期对FDI流入的影响。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实证的角度着重对考察了“两税合并”预期对我国FDI的影响。 　　 　　2 模型??择 　　 　　首先将影响我国FDI的众多因素进行抽象并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其进行考察，从而剔除对FDI影响不显著的因素，挑选出显著性因素纳入研究范围，构建一个最基本的研究模型。然后为了考察“两税合并”预期对FDI的影响，又对基本的模型加以扩充，加入虚拟变量，得到扩展模型。 　　2.1 变量选择 　　我们首先对影响我国FDI流入的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资本成本、汇率、通货膨胀率、基础建设投资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7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利用1985-2006年间的相关数据考察上述变量与FDI的相关性。资本成本（LR)以及汇率（EX）未通过显著性为5%的Granger检验，说明其对我国FDI的因果关系不显著。因此我们接受原假设认为资本成本、汇率对FDI的影响不大，而将市场规模（PGDP)、劳动力成本(RW)、通货膨胀率(IF)、基础建设投资额（INST）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ONS）变量纳入分析模型。 　　2.2 模型构建 　　考虑到各变量之间量纲的差异，故对除通货膨胀率IF之外的其余4个变量采用对数形势构筑模型，之所以不对通货膨胀率取对数是因为当发生通货紧缩情况时是用负的通货膨胀率来表示，负数不能取对数。利用对数形式消除变量间量纲差距后构造的基础模型如下： 　　 　　又考虑到FDI 的流入具有滞后效应，因此我们将模型中上述五个变量滞后一期，并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将“两税合并”预期（TE）纳入模型，得到改进后的回归模型。其中，有涉及“两税合并”政策的年份TE取1，反之，TE取0。 　　 　　运用EVIEWS软件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下： 　　 　　从模型（1）、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的拟合效果还不错，其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98，但是模型（1）中变量PGDP与CONS的T统计量较低，且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而模型（2）中PGDP与INST也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有必要对模型再进行局部调整，将模型中的平均实际工资（RW）、基础建设投资（INST）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CONS）依次从模型中剔除，构造模型（3）、模型（4）、模型（5）并利用EVIEWS再次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其回归后的结果如下： 　　 　　比较模型（3）、（4）、（5）我们可以看出模型（3）与（4）中的变量PGDP、INST和CONS均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