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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理”视角下工程招投标职务犯罪的预防 　　摘要：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域职务犯罪呈现高发的势头，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何有效遏制是一项现实课题。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招投标制度本身的缺陷，提出的对策集中在如何完善招投标程序上，缺乏对主体要素的研究，忽略了“人”在执行制度的过程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从“人理”的角度解读招投标领域职务犯罪高发的成因，可以认为根源在于信用机制失灵，即各参与主体未能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也缺乏相应的失信惩戒机制予以制约。解决的策略关键在于重塑招投标领域的信用机制，同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诚信教育。 　　关键词：人理 招投标 职务犯罪 信用机制 预防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7-0110-03 　　一、工程招投标领域职务犯罪的现状 　　近年来，建设工程领域的职务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媒体曝光的一系列大案、要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应该说，工程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可能发生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其中，工程招投标环节的腐败现象更是广遭诟病。作为工程建设的重要环节，招投标领域职务犯罪的发案率也是长期居高不下。例如，1998―2006年间，浙江省交通厅原厅长、党组书记赵詹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重大工程项目招标和建设等方面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560余万元、新加坡币1万元、美元7.6万元，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1]……更为严重的是，此种现象不仅在国内蔓延，而且还“跨出国门”，严重贬损中国建设企业的形象。2009年1月14日，世界银行在其网站上公告称，针对七家企业和一名个人在其资助的菲律宾公路项目投标中存在串标等违规行为，分别做出永久、暂时禁止参与世行资助项目的制裁，其中涉及四家中国企业[2]。虽然中国相关方面对此提出质疑，关于此事件目前仍尚无定论，但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使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 　　除了案件高发之外，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发生的职务犯罪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涉案金额巨大。例如，杭州市西湖区建设局原副局长吴少雯在工程招投标过程中疯狂受贿，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贿赂高达988.4万元，刷新了近两年来杭州市犯罪官员中个人受贿的数额纪录[3]。第二，窝案现象突出。江西省检察机关2007―2009年底所办的538起工程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窝案比例高达55.39%[4]。基于前两点，工程招投标领域的职务犯罪危害后果巨大。一方面，窝案比例高意味着腐败官员相互之间易结成利益同盟，查处职务犯罪的难度势必随之加大，相应地其潜在的风险亦愈益增加。另一方面，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来看，投入的成本愈高，其期望的收益也就越大。行贿者投入巨资行贿，为了收回成本，牟取更高的利润，势必在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为工程质量埋下了隐患，实践中时常曝出的“豆腐渣”工程或多或少地即与此有关。 　　面对工程招投标领域职务犯罪高发的现状，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倍感压力。事实上，我们大可不必过于纠结，就全球范围来看，工程招投标过程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以近邻日本为例，从2002―2004年的三年间，日本防卫设施厅为驻日美军共进行了1 068件工程招标，平均的中标价格比率为96%，其中有54项工程中标价格比率竟为100%。而一般认为，工程中标价格比率在95%以上的，就几乎可以认定其背后必有操纵工程投标的官商勾结行为[5]。 　　不管问题如何棘手，我们都需要面对困境，着手解决工程招投标领域的这一顽疾。不过，妥当应对的前提是要找到职务犯罪高发的“病因”，“对症下药”方能根除弊病。那么，工程招投标领域职务犯罪高发的原因究竟为何？ 　　二、“人理”视角下职务犯罪高发的成因：信用机制失灵 　　对于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域职务犯罪高发的成因，理论界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然而，长期以来，学者们习惯于将职务犯罪频发归因于立法的缺陷和制度的不完备，如果按照此种逻辑推断，随着法律体系日益严密，招投标制度渐趋完善，从理论上来说，招投标领域的职务犯罪应该逐步走低才符合逻辑。然而，相对于20世纪的法制建设来说，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法律体系日益完善，制度建设也与时俱进，但是招投标领域的职务犯罪现象却并未减少，前引的一系列数据至少可以证明这一领域的职务犯罪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此种结果证明现行的研究进路不足以有效地回应实践的需要，由此启示我们应该换一个思路研究这一问题。 　　根据贝塔朗菲的系统论思想，我们可以将整个招投标流程视为一个完整独立的操作系统，而系统中的各项独立运行的机制则是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必须将其放在整体的平台上审视才能使系统整体的功能最大化。“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任何一种系统都是一个多要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