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都是我们人”.docVIP

“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法律职业群体关系的中国式陷阱 　　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教授们这些同样由西方人创造的法律职业类型，自从降生到这块土地之后，就首先遭遇到一个几乎难以逾越的“中国式陷阱”：超级人情世故的关系社会 　　 　　中国语境中的“关系” 　　据说有一个来自国内的少女留学生独自一人来到美国的纽约，最初她自己还很胆怯，后来当她看到曼哈顿街上讲中国话的华人随处可见，顿时胆量倍增。她的父亲在北京一直很担心，打电话过来问道：“女儿，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女孩子答道：“爸爸，放心吧，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记得几年前，我回国工作旅行，打算到一个外地城市办件不大不小的事。临行前，给一个老同学打了电话。老同学在电话里说：“来吧，没问题。这里从政府人大政协到公检法工商海关，师兄师妹师姐师弟，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老同学的???快回答，让人开心一笑。但不知道为什么，此刻我脑海里却出现了幼年时在那些打日本鬼子的电影里常常看到的镜头：一个浓眉大眼的八路军游击队长推门进来，掀开水缸就喝水，然后抬头问身边的一个虎头虎脑的游击队员：“外边情况怎么样？”游击队员回答说：“放心吧，队长，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 俨然是国人入世哲学中的最佳生活状态。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给我们培育并留下了一个近乎难以放弃的遗产：一个超级人情世故的关系社会。中国古代先贤们曾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寻找着一条既不伤害中国人传统人情世故又能恪守法律道德原则的和美并蓄的途径。在几千年专制皇权政体的巨大阴影中，这种努力成为儒家礼教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时代，人们依赖乡村熟人关系社会中的若明若暗的规则，足以维系社会结构和秩序，尽管这类秩序常常与公平正义无关。 　　是福是祸暂且勿论，过去100多年里，特别是最近30多年中，虽历尽曲折和坎坷，中国开始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进入了一个依赖现代科技的都市化工业社会。同时，古老的中国几乎别无选择地全面移植、启用了与现代市场经济休戚相关的西方现代法律制度――包括法院、检察院、现代警察体系、律师、法学教育以及日趋完整的法律法规。 　　几千年的缓慢发展的文化传统，并没有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在迅速接纳电灯、电话、电视、汽车、飞机、电脑、手机和互联网方面产生障。但是，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教授们这些同样由西方人创造的法律职业类型，自从降生到这块土地之后，就首先遭遇到一个几乎难以逾越的“中国式陷阱”：超级人情世故的关系社会。由于这个群体的关系和“关系网”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无疑需要我们格外关注。 　　 　　关系网是一种权力“传销” 　　我自己和很多同龄人朋友们，大致属于改革开放以后最初几批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我们这代人多少有些理想主义色彩。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我们在大学读书时，同学们在电影院看一个名叫《冷酷的心》的墨西哥电影。电影结尾有一场法庭辩论戏，剧中的男主人公（被告“魔鬼胡安”）当庭痛斥以权谋私的检察官，台词非常精彩，上影译制厂配音演员的配音也极有魅力。同学们看到这个场景时，电影院里掌声雷动。那一刻，大家在暗自发誓，将来毕业以后，也要为冤屈的人伸张正义，为社会公平做些贡献。 　　我们原来很天真地以为，只要我们一年又一年培养出一批批法律人才，制定一部部法律法规，设立一个个司法机构，我们就可以昂首阔步走进一个光辉灿烂的法治新时代了。今天看来，这种想法太幼稚了。 　　其实，我们严重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徒法不能自行”。法律制度归根结底还是要由一个个有七情六欲的自然人来执行，这些人又是由普通的俗人组成的，而这些人是可能结成一个营造腐败的关系网的。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腐败关系网中的不少人，恰恰可能就是当年在电影院里忘情地鼓掌的人们。 　　人是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大法官黄松有以及北大法律系毕业的郭京毅落马并被判刑的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由校友、同乡结成的腐败关系网里。但是，又有多少人会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呢？或许，在不少人眼里，黄松有、郭京毅的落马，只是他们个人运气太坏，何谈经验教训？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法治不太健全。多年以来，持续地存在一些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普通民众当中一直有一种说法：“打官司就是打关系”。 这一广泛流传的说法使中国法律职业群体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职业公信力的挑战。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乃至法学教授，这些本来应当是光彩夺目的名称，如今已经由于各种不正常的现象而在一定情境下蒙受耻辱。 　　今天，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旦打官司，当事人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人”。在打官司过程中如果出现不顺利的事情，马上想到的是，对方在法院里一定有人。一个律师如果想获得委托，常常会向当事人反复传送一个信息：我认识法院（或检察院、公安局）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