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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战略的新思路 　　 对于中国西部农村的反贫困来讲，如何用新的科学发展观来研究中国西部农村新时期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确立未来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理论体系、战略目标和政策框架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这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意义。本文想在这些方面做些初步探讨。 　　 　　一、“教育反贫困”战略与现行开发式扶贫战略之比较 　　 　　首先，笔者之所以建议采取教育反贫困战略新思路来解决西部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是因为“教育反贫困”战略明显优于现行的开发式扶贫战略。 　　 　　（一）“教育反贫困”战略比之开发式扶贫战略有着直接而有效的反贫困效果 　　从20世纪60-90年代全球范围的反贫困实践来看，“教育反贫困”战略较之我国现行的开发式扶贫战略有着直接而有效的反贫困效果。这种战略的实施，基本上缓解了在反贫困过程中扶贫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和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同时由于扶贫资源具有广泛覆盖性和扶贫运作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又做到了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教育因素在我国农村脱贫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显著。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RRI)生产与环境部高级研究员樊胜根在政府投入对农村经济增长和缓解贫困影响研究中，利用我国1970年至1997年之间的省级数据，用联立方程模型估计了不同类型的政府投入的效果。分析表明，我国政府在农业研发、灌溉、教育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中，从全国来看,教育公共投资的扶贫效果最大。每增加1万元的教育投资，就可使9个人脱贫,比科研投资的扶贫效果高出30%。西部地区教育投资的扶贫效果更为显著。而现行的扶贫到户的开发式扶贫战略在“十五”以来的减贫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我国贫困人口减少速度明显减缓。据统计，1994-2000年的7年间，贫困人口共减少4800万，平均每年减少近700万；2001-2003年，共减少贫困人口300万，平均每年减少100万。另一方面，贫困群众在发展中弱势地位更加突出，199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与10%最低收入层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45∶1，2003年则扩大到4.12∶1。 　　 　　（二）通过扶贫到户的开发式扶贫战略受到扭曲不能在短期内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状况，而通过教育能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 　　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实践表明，在贫困面积大范围存在的条件下，通过快速的、即使是短期快速的经济增长，贫困发生率都会显著下降。但是，当一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总数下降到总人口的10%以下，这部分人口就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全面的经济增长摆脱贫困状况。而必须诉诸于相关的经济政策和社会调节机制。绝对贫困人口在身体、智力、素质诸方面的普遍低下，使其在参加地区的经济循环和经济增长中面临严重的屏障效应，从而陷入低层次、封闭的经济循环之中。通过教育改变贫困人口素质，以此改变贫困地区的资源状况，能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反思开发式扶贫战略的制定及相应政策的执行背离了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反贫困战略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 　　 　　（三）教育反贫困战略较之于开发式扶贫战略更准确地瞄准了农村人口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西部贫困地区发展实践表明，仅仅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方式，尽管可以较大幅度地缓解地方财政困难，增强区域经济实力，提高县域人均收入水平，但在实际上可能使那些预期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贫困人口得不到好处。也就是说，绝对贫困人口往往游离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循环之外，地方经济的增长与广大贫困人口的普遍存在并存，从而强化区域二元经济结构，最终成为地方经济全面发展的制约条件。而事实证明，10多年来西部贫困地区的许多以富县为目的的工业项目不是由于投资过大、周期过长导致投资效益过差，就是因为项目选择不当、技术水平过低或经营管理不善导致资金呆滞、沉淀。即使以扶贫为由创办的不少扶贫经济实体，多数也并未真正使绝对贫困农户受益。 　　 　　（四）较为忽视广泛的社会服务和人力资本投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反贫困战略的主要问题之一 　　它直接导致了西部贫困地区人口的反贫困过程缺乏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这也是西部贫困地区反贫困质量较差和脱贫人口“返贫率”较高的重要原因。只有向绝对贫困人口提供卫生保健、供水设施、教育设施和广泛的适用技术培训以提高其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才能稳定提高贫困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从而成为减轻贫困程度和遏制返贫的手段，而人力资本投资本身就是使贫困人口切身受益的最重要的生产性投资之一。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认为，像所有的投资一样，人力投资是以牺牲眼前的资源却能够增加未来的生产力。在这种方式中，把扶贫看作是对国家经济资源消耗的观点是一种悲剧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