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农耕视角.docVIP

“天人合一”的农耕视角 　　我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实用性、整体性观念 　　 　　由于我国农耕文化发展的初期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人们的生活处于一种安逸的状态，注重“天人合一”，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协调。人不能违背自然，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利用自然。另一方面，自然界对于人类也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客观对象。在这样的观念引导下，诞生了与传统农耕文化相关的实用性、整体性观念，使我国农耕文化重视实用科学，如农学、天文历法、气象学等，且重视“资源”认识。但是，重功能不重实际，重悟性而不重分析，而且对资源的社会、生态价值缺乏必要的认知与感悟，也是农耕文化实用、经验主义的重要表现。 　　 　　由于中国传统农业文化重综合而轻分析，重定性而轻定量，重应用而轻机理，注意对农业生物和土地生态系统的外部特征及相互关系的观察和利用，从而忽视对其自身要素和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所以，中国古代人善于在农业实践中进行观察并积累了丰富经验，有些农学家甚至已经注意到了农业生产中某些数量关系，但始终没有达到可控实验的水平，因此，中国传统农学缺乏精确的数据和精确的概念体系。它有时借用哲理性的概念如“气”、“阴阳”等来阐述农业生产过程的机理。这些概念能较好地反映世间各种事物的统一性及其相互联系和转化，但又是模糊的、多义的，可以在自然与社会、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之间渗透，可以对各种事物做出左右逢源的解释，这些解释所反映的主要是事物共性、整体性的一面，却难以深入反映事物的特性；而且由于给人一种无所不适的满足，也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传统农耕文化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促进了农学的发展，包括土地耕作制度、生产工具、土地利用方式等，如出现了“桑基鱼塘”似的土地综合利用模式，但是在唐宋之后，这些方面的进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从整体观出发，我国先人很早就发展了非常完备的保护土地生态环境、土地资源的观念。悠久的农耕文化中有许多朴素的土地资源保护思想火花。从商汤“网开三面”（《史记#8226;殷本末》），到先秦诸子大量关于保护山林川泽的论述，《周礼》、《礼记》中对于渔猎、砍伐的种种限制等等，都充分表现了中国在二三千年前对保护环境、保护土地资源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和高度重视。又如“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资源利用方式的不可取，包含了丰富的资源经济内涵，与当前国际上倡导的资源持续利用的思想相一致。对自然界的细致观察，也总结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生物链关系的土地生态学原则。我国古代一些政治家和先哲也提出了土地资源利用的理性主张，例如春秋时期的管仲，就提出过“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法必有时”。 　　但是，我国古代有关土地资源保护利用的观念，只是一些闪光的火花。由于“天人合一”观念过分强调自然，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和创造价值，把人等同于自然，从而淡化了对人类社会规律的探索；它过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一面，忽视或淡化了人与自然对立、矛盾的一面。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因不能很好地认识自然、认识人类自身和协同人与自然的相依关系，因而未能有效地改善自然、保护土地生态环境。 　　人类对自身和外在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主客体浑然一体阶段”、“主客体两分对立阶段”、“主客体辩证统一阶段”。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化较典型地经历了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化，这便是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所完成的任务，现在已步入后工业时代的西方，正处在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化的过程之中。中国农耕文化的思维方式未能充分展开主体与客体（或曰人与天）的分离，“天人合一”观念始终占优势，天人相分观念没有获得充分发育。再者，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人合一”思想没有在实践上解决发展生产力与保护自然生态的矛盾问题，因此，在农业文明时期，中国的生态环境并未保持良性状态。由于人口增加导致的土地过度垦殖，中国的生态环境在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阶段恶化程度渐增，森林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大面积消失，黄河河套地区、河西走廊地区的沙漠化，都是突出的表现。过分注重“天人合一”，近代基础科学和技术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使得农业的发展依靠经验，缺乏科学合理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支撑，农耕在进入生态环境脆弱区后产生了预想之外的后果。有些土地开发整理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也出现了盲目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的现象，破坏了土地生态，影响了蓄洪行洪，加剧了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次生盐碱化等生态环境的恶化。 　　 　　传统农耕文化的合理内核与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观 　　 　　 　　传统农耕文化的内核是合理的，体现了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本质，是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