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心调查”引发思考.docVIP

“孝心调查”引发的思考 　　最近，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科学系的关锐煊教授，在香港召开的“全球华人孝亲敬老研讨会”上，公布了一份《老、中、青三代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厦门、西安、香港的孝道实践研究》报告。该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整体的孝道实践差强人意，而上海、广州和香港的孝道平均实践率较低，不足60%。中国是个逐渐步入老龄化的国家，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中国老龄化会进入到高峰期。而联合国则预测，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将占总人口的28%，超过目前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人口总和。这使老年人的生存赡养问题成为我们不得不直面的一个大难题。 　　 　　“孝”的现代困境 　　 　　“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何在现代社会这种美德却变得若隐若现，甚至被视而不见？窃以为主要可以归为以下几点。 　　中华文明是以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为主的，农耕文明的稳滞性与传承性决定了先人对于耕作经验的权威性。农业生产中日积月累而成的生产经验，对于收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信息不发达的上古时代，后人都是从先人处获得了春种秋收以及季节变化的知识，故先人的言行对于后人教益非常之大。甚至在今天的一些农村中，那些有经验的老农的威望也是非常高的。这种“出于对劳动经验的崇拜的祖先崇拜”，一定程度而言是后来儒家思想中的“孝弟”经济基础及思想的根基。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我国古代的“孝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长辈的绝对权威结合在一起的。传统的“孝”其实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层是孝的层面，即孔子所说的：“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另一个层面则是“敬”以及相应衍生的“顺”，所以有“父死，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所以要“为尊者讳”；所以要即使“父攘人羊”“子为父隐”也是一种“直”；以及从此而生发出“君臣”观。甚至到了后来成了极端缺乏人道精神的《二十四孝》。现代以来，西方启蒙思想的涌入，“五?四”运动将传统文化的皮剥了个干净，由于其反封建反权威的性质，孝道自然因为其与威权以及封建伦理道德难以分割的关系难逃此劫，尽管“事之以礼”???“葬之以礼”是超时代的也未幸免。而当时时代的主旋律也使许多青年抛家为国而使孝道的实施有所搁置或减弱。到了60年代中的人鬼不分，以“革命”为名义的对传统的再次毁灭性打击，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使传统的孝道几乎荡然无存，这两次断裂对于“孝”的实践确实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由关锐煊教授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孝道”实施率偏低的城市都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内部经济发展较慢地区的实施率则相对偏较高。一般来说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生活的节奏相对较快，都市人的压力都比较大。这里的压力来自各个方面，其中以学习，就业、工作以及购房为主。以下是一组相关的数据，由上海市教委委托复旦大学主持研究《2002～2003年上海大学生发展报告》显示：除校内专业学习外，大学生中参加课外培训或考证学习的占68.6%，比2000年相关调查增加了4个百分点，其中英语占41.9%、第二外语占19.4%，计算机占34.6%，参加外语类课外学习的学生较前两年大大增加。有86.8%的学生感觉就业压力增大，远远高于2000年有关调查显示的58.9%。北京零点调查公司14日发布《2003年白领工作压力研究报告》，报告显示，41.1%的北京白领们正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61.4%的白领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心理疲劳。一个国际调查机构抽样调查表明，今天的白领正面临较大工作压力，每4名受访者中就有一人表示工作压力沉重或非常沉重，接近一半的人预期工作压力在未来12个月内会上升。而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土地供应越来越紧，资金要求越来越高，全国楼市整体价格上涨，在这种大气候下，全国大城市的很多居民都认为房子给经济和精神上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些压力无形中都使得现代都市人疲于为学业奔命、为就业奔命、为工作奔命、为房子而搭上了大半的精力，故而容易疏于照顾到老人的生活，妄论其心理健康了。 　　有人说现代的快节奏生活使得三代之间就可能存在这代沟，但即使这个数字不准确，也无法改变青年一代与中年、老年人在思维模式、道德价值判断之间的差异，这是由时代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影响决定的。代沟往往使两代人在沟通方面存在问题，这是第三个对孝心实践的阻碍。上海市有个这样的事例，90多岁的华阿婆在50多年前领养了一个8岁的女孩小莲（人物均为化名），华阿婆一手将这个孩子带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阿婆为她物色了个有钱的人家，无奈小莲不想成就没有爱情的婚姻，她没有听从华阿婆的话而自己选择了一个普通人家的小伙子。固执的阿婆因此而认为小莲忘恩负义，不拿她的话当回事，一气之下与小莲要断绝母女关系。最后经调解无效，法院判决二人脱离母女关系。此后老人一直独自居住在小莲在浦东的房子中，并且坚决不愿再见养女之面。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