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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文化地位和影响――以两汉时期为例
“家学”的文化地位和影响――以两汉时期为例
[摘要]家学是两汉经学内容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两汉经学史上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家世经学常常形成累世公卿,这些由家学而致仕的势力不仅是发展两汉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力量,也是当世国家政治力量的组成部分,为两汉经学的传承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同时,家学中的名师硕儒通过最高统治者影响着两汉政治,进一步提升了其文化地位和影响。
[关键词]两汉 经学 家学 地位和影响
在汉代“家”,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意思是,《汉书》言诸《易》家说,皆祖田河、杨叔、丁将军;第二种意思是“家世传业”,如桥仁的《礼》、欧阳氏的《书》。本文所论即“家世传业”意义之家学。
家学顾名思义乃家传之学,又称“家业”,传家世袭的学业才称得上家学。汉武帝以后,在“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的影响下,汉朝的学校教育得到普遍发展,再加上以“经学取士”为重要内容的选官制度的确立,两汉家学也得以蓬勃发展。主要根据两《汉书》,并参考《八家后汉书辑注》、《两汉三国学案》等其它史料,笔者经过粗略统计,发现明确表述有家学情况的经学世家约有百家之多。
家学是两汉经学内容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亦是两汉经学史上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家学所传习的内容也很宽泛,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经学范畴。他们或者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家业不断,如孔氏之学;或者族内相承以传其学,如大、小夏侯之学;或者如睢孟授业其姊子颜安乐以传其学。虽然情形各有不同,但他们父以传子,师以传弟,并且开门授徒,为两汉经学的传承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汉书#8226;儒林传》中记载“某氏之学”亦是从家学的角度展示了两汉经学的发展,如治《尚书》的“欧阳氏学”,治《诗》的“韦氏学”,治《礼》的“大戴、小戴、庆氏之学”,治《春秋》的“尹氏学”等。
家学通过父子相传,世代承袭的方式,不仅在两汉学术而且在政治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这些经学之家是汉代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对两汉经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家世经学常常形成累世公卿,这些由家学而致仕的势力也是构成两汉时期国家政权的基础之??。家学中多是名儒硕士,且常常担任重要官职,积极地参政议政。尤其是世代传经、地位显赫的经学世家,他们或代为帝师,或世居显位,不仅是发展两汉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力量,也是当世国家政治力量的组成部分。
一、家学首先影响汉代统治阶级的教育
两汉许多帝王都贯通五经,尊师崇儒,许多诸侯王和皇室子弟也都养成了崇儒好学的风气。他们学识品行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臣教育的影响。家学中因传经学而至仕的比例很大,有的甚至累世儒官,其中又有不少担任帝师或者太子太傅。他们或亲自执讲,或开办学校,在其倡导下,兴学重教也成为评价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
1.家学首先直接影响汉代帝王,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文化取向、价值观念等,由此有力地促进了家学本身及两汉经学的发展。
家学中多有为帝王师者,西汉后期时韦贤、韦玄成及其兄子韦赏皆以《鲁诗》显贵。韦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诗》、《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曾教授昭帝《诗》;玄成兄子韦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韦氏家族如此显赫,以致邹鲁一带人皆以经书贵于黄金。高诩的?祖父嘉,以《鲁诗》授元帝;伏理以《诗》授成帝;孔霸则以帝师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
东汉时明帝以下五帝都从桓氏受《欧阳尚书》。桓荣之子桓郁授章帝、和帝,郁子桓焉则授安帝、顺帝,都深受恩宠,声名显赫。桓氏门徒身居高位者亦众,像丁鸿、杨震、朱宠、黄琼以及杨震之子杨秉、孙杨赐,都曾位至三公。另外,包福亦以《论语》入授和帝。
在汉代隆儒的氛围中,再加上家学的影响,帝王多养成崇儒好学的风气。元帝“柔仁好儒”,即位之后又制诏御史:“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光武帝“爱好经书,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遗”;明帝曾“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章帝也“降义好儒”。直到东汉末,汉献帝亦好文学。统治者有如此崇儒好学的风气,也必然有助于经学的发展和家学的繁荣。
东汉时期的君主教育内容几乎成了清一色的儒家经学,这既是儒学得以独尊的有力保证,也是家学和经学教育得以兴盛的巨大动力。一方面经学给统治者提供了维护统治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皇帝好儒,创设太学,主持召开经学会议,也是经学得以昌盛的政治保障,从而刺激家学的发展。
2.家学影响皇太子和诸侯王的教育。
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君,为保证其能继承大统,特设师傅之官,其制殷周既已有之。在两汉,太子的教育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贾谊认为“天下之命,县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是故为太子选傅应该受到重视,所谓“选左右,早谕教最急”。他还认为教导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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