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富翁”博弈胜利者远虑近忧.docVIP

“拆迁富翁”博弈胜利者的远虑近忧 　　在拆迁进程中,农民所能得到的补偿待遇正在逐步提高,这既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多选择,同时也可能导致命运的失衡,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值得深思。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农民张建华刚搬进装修一新的拆迁安置房,并买了一辆帕萨特轿车,还打算带妻子乘飞机到云南旅游。 　　“对于我来说,似乎一夜之间,就不用为钱发愁了。”他有些兴奋地说,“当拿到几百万拆迁补偿款时,我第一次感觉到,钱仅仅是个数字,但却可以让一个人活得更体面。”因为拆迁,他与全村大部分农民的命运发生了巨变,从农民转身为市民,且一跃为富人。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像张建华这样生活在北京一些城中村及农村的农民,因拆迁而一夜骤富,他们或领取了政府的巨额征地补偿款,或因拥有多套房产,从而跻身富人行列。 　　因富裕来得太快和太容易,许多转型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念受到了极大冲击,少数人还过起了游手好闲、斗富比奢的日子。 　　“目前有些‘拆迁富翁’的身份,虽然已是市民,但并没有完成向市民的转型。”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社会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先锋教授认为,如何引导农民合理使用和打理好拆迁款,如何使他们能真正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的生活,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庶民的胜利:拆迁造富可望可即 　　“拆迁富翁”聚居地随之兴起。如朝阳区的大望京,通州区的梨园镇、张家湾镇,大兴区的黄村镇、西红门镇、旧宫镇、瀛海镇、亦庄,平谷区的王辛庄镇,门头沟区的永定镇,等等。 　　据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副镇长白艳英介绍,根据占地时间、所处区域、参照政策、拆迁主体以及宅基地面积、家庭人口、房屋数量等等因素的差异,每个拆迁户得到的补偿款并不相同。 　　“有些农民拆迁可得到几套回迁房,有的还多出1至2套用于出租或出售,不用工作就有收入。对于他们来说,这笔收入也非常可观。”白艳英说,“一般来说,这些家庭至少会有十几万或几十万存款。” 　　以一户普通农户为例,有三分地的宅基地,如果执行新的补偿标准,该户家庭除了可得到两三套回迁楼房外,另有四五十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要是执行六七年前的拆迁政策,则只有二三十万元。 　　“在高房价时代,出现‘拆迁富翁’不足为奇。”北京市朝阳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有些地方政府不愿看到拆迁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出现上访、自戕等极端事件及其带来的高昂社会成本,所以出手比较“大方”。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拆迁富翁”的出现是权利对等博弈的结果,说明了农民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也有了与地方政府或开发商谈判的能力。同时,也表明了有些地方政府或开发商摒弃了强拆思维,学会了对市场和公民财产权的尊重,使拆迁方式与定价方式渐渐合乎程序、正义的共识。 　　但也有专家认为,农民因拆迁一夜骤富的现象极不正常。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认为:“有些地方为拆迁补偿不到位而发生暴力拆迁事件,而有些地方却能使农民一夜骤富,这说明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存在一些弊端,尤其在拆迁补偿上缺乏全面的科学统筹。” 　　失衡的生活:冲动消费潜伏返贫危机 　　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的一个新建拆迁安置小区,停满了一辆辆崭新的小轿车,其中不乏高档名牌车。 　　刚搬来不久的居民张大爷说,因为拆迁,他得到200多万元补偿,最多的人家达800万元。 　　得到巨额拆迁补偿款后,很多人盘算着如何花钱。居民王先生说:“我想买辆好车。好车的标准是价格应在20万元以上,降低点儿要求,至少也要在15万元,低于这个标准就掉份儿了。” 　　也有人买好车不仅仅是为了显摆。黑车司机黄遥在北京市朝阳区大望京某社区西侧门口“趴活”。据黄遥说,他所在的村子前年拆迁,除得到一套回迁住房外,他还获得400多万元补偿款。地没了,总不能闲着,便买了一辆奔驰跑黑车。哪想到油价一个劲儿地涨,养车费用日趋昂贵,生意又不好。 　　“别看我的车是奔驰,跑黑车还真不如那些捷达。”黄遥苦恼地坦言,“有人看到我的车是奔驰,不但不敢坐,反而看我时目光怪怪的。” 　　他现在是进退两难:卖掉车吧,只能折旧卖,自己一下就亏十多万元。不卖吧,这车只会一个劲儿地“烧钱”。 　　调研发现,“拆迁富翁”普遍对未来生活缺乏科学与理性的规划。有的人被设局拉下水参与赌博,拆迁补偿款被套取。 　　为了补偿款的分配,有些拆迁户亲人之间大打出手,导致家庭破裂,甚至对簿公堂。 　　还有些“拆迁富翁”家庭的未成年孩子,因为家里一夜骤富,心态大变,出现比富、奢侈、厌学现象。 　　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说,“拆迁富翁”并非北京特有现象,在城市化进程很快的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凸显的类似问题也亟待引起重视。 　　“一个人可凭借自己的知识、智慧和技能,创造实现富裕的梦想,但靠土地一夜骤富,已经颠覆了传统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