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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圣”与“复古”的交响 　　摘 要：明初的政治复古与思想复古，决定了明代前期散文的历史走向，一是复古，二是颂圣。明代前期的台阁体，明中页的七子派，都和明初散文的这种走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明朝；散文；浙江文派；复古；颂圣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l008-2972(2008)02-0060-05 　　 　　元王朝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统治之后，终于覆亡了。朱元璋以浙江为根据地，剿灭群雄，扫平大都，重建了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新兴的封建政权。一个业已腐朽了的政权崩溃了，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了，这自然是历史的进步。而对于直接参与建立新兴政权的开国文臣们来说，带着成功者的自豪感，以及鸿业初开时的喜悦，去“颂圣”，去歌咏一个太平盛世的到来，也是极为自然的事。历朝历代，概莫如此。但统治者所着眼的则是对前代腐败政治的清理和整顿，是对新的封建秩序的重建和确立。这也是历朝历代开国之君都共同致力的一项工作。不过朱明王朝在上述两个方面所面临的情况，又与以往的朝代有许多的不同。中国封建社会自唐代鼎盛之后，在将近七百年的时间内，就再也没有振作过。藩镇连兵，五代衰乱，宋金对峙，蒙元立国，七百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有多大的发展，可以做多少事情，可在我们这个国度，却有过太多的动乱，太多的纷争，太多的苦难。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新的封建帝王，要努力去营建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秩序。同时，也迫使思想文化界，对历史的动乱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总结。而明王朝所直接面对的“前代”，又恰恰是一个所谓“异族”的蒙元政权。 　　我们无意去责备古人，说他们不应该怀抱狭隘的民族情绪。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无论是在元代，还是在明代，曾在蒙古贵族军事集团铁蹄蹂躏下的汉民族，不但没有把那位弯弓射雕、建立过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的忽必烈，视作自己国家的英雄与骄傲，相反，对这样一个“异族”政权，他们心中积聚了太多的仇恨和愤怒。这种仇恨，有对暴虐王朝的反抗，但也还包含强烈的情绪化的因素。 　　正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结合在一起，在汉民族中形成了一种对本民族文化的极为强烈的怀旧心理和复古意识。这一直接结果，便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政治制度的全面恢复。有明一开国，在元代长期处于“九儒十丐”屈辱处境下的儒生们，几乎是带着百倍的疯狂，要重建一座金碧辉煌的理学大厦。所以，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统复汉制，后来胡广在修《太祖实录》时便不无得意地写道：“于是百有余年之胡俗尽复中国之旧。”可见他们是何等舒心畅气的了。于是，他们要“颂圣”，要“复古”，要尽情地渲泄他们业已压抑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怨愤，要表达他们对荡涤“夷俗”、将人民“拔诸水火”的“帝德”的感激。不过，他们所倡导的思想“复古”其实也很不容易，也得去迎合帝王的好恶。就因为孟子说过“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类话，朱元璋以为“犯上”，便亲自删改《孟子》，并下令撤除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牌位，把这位儒家心目中的大圣人赶出了孔庙。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复杂的背景与情绪，决定了明初的文化政策，也决定了明代前期散文的历史走向。 　　 　　一 　　 　　在明初“颂圣”和“复古”的交响中唱主调的，是浙江文人集团。 　　元末明初，文化重心南移。在东南和南方，曾形成了五个地域性的文人集团：吴中、浙江、闽中、江右和南粤文人集团。它们基本上都是以诗来“鸣国家之盛”，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浙江文人集团。所以胡应麟说： “国初文人，率由越产，如宋景濂、王子充、刘伯温、方希古、苏平仲、张孟兼、唐处敬辈，诸方无抗衡者。”他所列举的，还只是代表性作家，而实际上，如朱右、胡翰、贝琼、乌斯道、徐一夔、叶子奇、叶砥、谢肃等，也都是这一文人集团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形成了一个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的文学家群体，并且凭借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与巨大影响，对整个文坛起了左右的作用。 　　开国之前，浙中便是朱元璋的基业；剿灭群雄以后，又藉此而北定中原。在这一系列征战中，朱元璋曾极得浙江名士的鼎力辅佐，因之明代开国元勋也多出于东南，而又以浙江为多。加上苏、松、嘉、湖曾经是张士诚的基地，在客观上也造成朱元璋对苏吴文人一种不信任感，“吴中四子”的领袖高启被他腰斩于南京，便不妨视作是他对天下文人的一种警示。这些都有利于加强浙江文人在政治上的影响与地位，因而也为他们的称雄文坛，并以文学服务于新的封建秩序的重建，提供了远优于它处的条件。贝琼《经故内》诗中说：“地脉不从沧海断，潮声犹上浙江来。”他所唱出的，正是浙江文人共同的自豪感与建功立业的心声。 　　政治上的“复古”和思想上的“复古”是同步进行的，而浙江文人深厚的理学根柢，也便充分显示了他们的优势。宋室南渡、理学重心南移，吕祖谦便在江南东路首创“婺学”，与朱熹、张械共同倡道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