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记.金庾信传》文学价值研究.docVIP

《三国史记.金庾信传》的文学价值研究 　　摘要:《金庾信传》是整个《三国史记?列传》的核心部分,编著者通过精心选取素材、保留大量传说等手法,塑造了一个朝鲜民族英雄的形象,通过这个形象宣传了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反映了编著者及民间对这个人物的喜爱之情。 　　关键词:《三国史记》;金庾信;文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7-0203-02 　　 　　司马迁的《史记?列传》首开“列传”一体,此后为各朝正史所采纳。中国正史的编写方法传到朝鲜半岛后,对朝鲜汉文正史的编写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高丽仁宗二十三年(公元1145年)由文臣金富轼等编写的《三国史记》是流传至今的韩国最早的史书,其列传部分也保留了《史记?列传》亦文亦史的风格,体现了高丽时期文人的汉文功底和文学思想 [1]。 　　《三国史记?列传》共十卷,而前三卷都是《金庾信传》,其他七卷分别记录了一些别的历史人物。一人独占三卷这种情况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的古代史书中都极为少见,因为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专制意识的强化,为突出君王在一朝政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列传部分人物的重要性被刻意降低,因此,中国正史列传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物合为一传。这种趋势在高丽时期,即中国两宋时期已经很明显了,金富轼没有理由不知道,因此,其他七卷都是多人合传,体现了这个原则。但是,他并没有完全遵守这个传统,反而破天荒地以三卷来写金庾信一个人,足见他对这个人物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2] 。而在这个极受编者重视的人物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一、 《三国史记?金庾信传》所反映的儒家思想 　　金富轼在《进三国史表》中提到,编写这部史书的目的有二:一是因为“海东三国,历年长久”,以至于朝鲜人民对于中国史实津津乐道,而“至于吾邦之事,却茫然不知其始末”,令人遗憾,因此“宜其事实,著在方策”;二是“君后之善恶、臣子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皆不得发露以垂劝戒”,因此,需要编写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史书,来达到“贻之万世,炳若日星”的教化目的。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正统史书的编著者们普遍重视史书的教育意义,中国人如此,长期接受中国文化的高丽人亦是如此。金富轼这个曾经平定过妙清之乱的老臣,忠君爱国和史书的教育意义是他在编写《三国史记》时最先考虑的。而这种教育意义的内容,一定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在当时符合这种条件的思想,或者学说,必定是强调“秩序”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一直是中韩两国古代的正统思想、治国理念。它的特点在于强调秩序,讲“三纲五常”,臣子要“忠君”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样就从思想上确保了封建统治。《金庾信传》中有多处描写了他的忠君行为。如: 　　王复告庾信曰:“请公不惮劳遄行,及其未至备之。”庾信又不入家,练军缮兵,向西行。于时,其家人皆出门外待来,庾信过门,不顾而行,至五十?许驻马,令取浆水于宅,啜之曰:“吾家之水,尚有旧味。”于是,军众皆云:“大将军犹如此,我辈岂以离别骨肉为恨乎?” 　　这段描写很容易使中国读者联想起“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编著者之所以选取这段材料,与其说是在内容上刻意地模仿中国史书,倒不如说是在教育意义上有意识地追求这种“似曾相识”的效果,以引起读者的共鸣,来更好地宣传忠君爱国思想,达到该书的编写目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传中记载的金庾信的临终遗言: 　　庾信对曰:“臣愚不肖,岂能有益于国家?所幸者,明上用之不疑,任之勿贰,故得攀附王明,成尺寸功,三韩为一家,百姓无二心,虽未至太平,亦可谓小康。臣观自古继体之君,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累世功绩,一朝隳废,甚可痛也。伏愿殿下知成功之不易,念守成之亦难,疏远小人,亲近君子,使朝廷和于上,民物安于下,祸乱不作,基业无穷,则臣死且无憾。”王泣而受之。 　　这段描写又使读者联想起了“亲贤臣,远小人”的诸葛亮《出师表》,而诸葛亮正是中国历史上为君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大忠臣。 　　但编著者在塑造了一个功成名就、誉满天下的民族英雄金庾信之后并没有急于去肯定他一生的个人成就,而是把这些成就都归功于“用之不毅,任之勿贰”的“明上”了,指出正是由于贤明君王的器重,金庾信才“得以行其志,与上国协谋,合三土为一家,能以功名终焉”,金庾信本人在遗言中也是这样表示的。这种和谐的君臣关系,也正是编著者金富轼反复强调的儒家君臣观的核心内容。 　　通过这些内容我们不难发现,编著者笔下的金庾信并不是一个光靠个人努力就获得成功的人物,他本人的忠心,以及君主的支持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二、 《金庾信传》刻画的民族英雄形象 　　尽管深受中国正统史家思想的影响,金富轼作为一个高丽臣子,在编写自己国家史书的时候还是考虑到了保留民族特点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