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尘封25年“二胎”试验县.docVIP

一个尘封25年的“二胎”试验县 　　在“二胎”生育放开政策尚处于半遮半掩之时，一个县城已经悄然进入了“二胎”试点的第25个年头。 　　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五省将有条件放开二胎”这一消息一经披露即被媒体广为报道不同，山西翼城的25年二胎试点却是一段几乎不为人知的尘封往事。 　　 　　实施“两晚一间隔”生育政策，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第一胎，30岁可生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老百姓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管理者则用“二胎”的退让更好地控制多孩、缓和干群关系。经济的发展使村民更愿接受生一胎的观念，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在“二胎”生育放开政策尚处于半遮半掩之时，县城已经悄然进入了“二胎”试点的第25个年头。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五省将有条件放开二胎”这一消息一经披露即被媒体广为???道不同，山西翼城的25年二胎试点却是一段几乎不为人知的尘封往事。 　　对于翼城来说，25年试点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试验，在这个坚持至今的“人口特区”，25年之后，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尤为重要的是，以性别比例为代表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全国水平。 　　胡耀邦批示促成试点 　　作为翼城1990年至2002年期间的县计生委主任，冯才山见证了几乎整个“二胎”试点的过程。在1985年，时任翼城隆化镇镇长的冯才山，第一次接触到“二胎试点”的概念。 　　那正是整个中国尤其是广大乡村厉行“只生一个好”的年代，冯才山至今仍用“震惊”形容当时的心情――“大胆出位”。 　　冯才山记得，1980年代的翼城县到处被计生标语所覆盖。马路边、农民家的院墙上、乡间的厕所外，这面墙上写的是“国事家事计划生育是大事”，那边写的就是“少生优生按照政策计划生”。 　　然而，超生现象却依然屡禁不止。整个上世纪80年代，平均每对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都没有低于过2.2个，翼城县在管理最为严格的1982年到1985年，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也只有一半。女人们从未放弃继续生孩子。“干部没有少费劲，人没有少得罪，孩子没少生。”冯才山当时的工作举步维艰。 　　在距这个贫穷、偏僻的乡村300多公里外的太原，当时在山西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堂正试图为改变“一胎化”做出努力。他既看到现实工作中矛盾的激化，又担心“一胎化”将在未来造成诸如老龄化、性别比率失调等诸多问题。 　　1984年春节，他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寄给了胡耀邦。文章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间隔时间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水平，又能满足农民生育意愿，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化”。 　　这份报告竟然很快得到了胡耀邦的亲笔批示：“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那是一番曲折往复的努力。国家计生委起初否决报告，在胡耀邦批示之后，最终又同意在山西找一个县进行试点。 　　1984年4月底，在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建议下，梁中堂到翼城县调查。 　　当时的翼城县领导见到梁中堂后主动表态：“翼城可以做试点，我们愿意为摸索中国式计划生育道路做贡献。哪怕失败了，对我们翼城县计生工作也没有坏处。” 　　1985年7月，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核心内容是，对于农民家庭，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30岁可以生育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翼城的25年试验就此拉开序幕。 　　二胎试点的乡村博弈 　　安斗生从1980年到1990年担任翼城县的计生委主任。他知道严厉的措施使得当时纸面上的工作成绩不错，出生率比较低，但干群关系当时实际上却陷入紧张。 　　试点开始之后，安斗生组织人员制订了生育二胎的实施方案和细则，到农村开座谈会了解生育愿望，他发现，大部分农民可以接受“两晚一间隔”的办法，只要能生两胎就感到满意。 　　在全国紧抓计划生育的形势下，翼城县却相对平静地度过了紧张的几年。“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一样很严厉，执行的时候又相对温和，以说服为主，这是我们工作慢慢得到支持的原因。”冯才山说。 　　安斗生一度担心，生了二胎，会不会又要有三胎、四胎？后来随着试点的展开，安斗生的担心一扫而光。 　　在允许生二胎之后，有了商量的余地，说服工作就成了工作重心。 　　在南庙村，妇女主任张爱萍的工作也在试点中磕磕绊绊地逐步改善。 　　在自愿带头流产之后几年，张爱萍生了一个女儿，试点开始后又怀上了第二胎。村里的舆论压力和她肚里的胎儿同步孕育：“她生了二胎如果还是女儿，会不会去做绝育？”当她还挺着肚子的时候，镇计生委主任就给她下达了指示，“生完二胎后你必须第一个去做绝育！”倔强的张爱萍果然在第二年做了绝育，原因是“为了国家需要和便利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