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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菜农的公司化生存 　　“如果说土地流转是把生产资料集约化，那合作社就是在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状态下将农户种植、经营行为集约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农村经营模式从合作社回到一家一户分散经营。 　　三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寿光，农户们又开始抱团经营农产品。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一方面经营主体高度分散，另一方面农产品购销等环节的组织化程度又高度集约化。 　　蔬菜车间的“工人” 　　见到马振平是在他的蔬菜大棚中。别看他的布鞋上满是泥污、裤脚挽着，蹲在菜地里满身大汗、一脸黝黑，他四个大棚一年可有20多万元的纯利。 　　马振平是寿光绿能瓜果菜专业合作社的一个普通社员。今年5月他刚从俄罗斯技术交流回来，“一个菜农能出国，以前这在村里根本不可想象”。马振平说。 　　“我种菜已有20多年了，但从2007年加入合作社以来，无论是种菜还是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07年8月，当寿光第一个专业合作社――绿能瓜果菜专业合作社成立后，他就把两个大棚作价6万元，占合作社股权的2.5％，既成了合作社的成员又是合作社的股东。 　　“合作社产销的全部是有机蔬菜，但当时90％以上的菜农不知道什么是有机蔬菜，多年沿袭下来的种植方式被完全颠覆。”马振平坦言有机蔬菜种植模式一度让他感到迷茫。 　　农户使用化学肥料，而有机蔬菜却使用豆饼、骨粉、秸秆等天然有机物经微生物发酵作为肥料；一般菜农喷洒农药杀菌灭虫，而有机蔬菜种植却以中草药、生物制剂防止病害，运用粘虫板、杀虫灯消灭虫害。 　　通过技术指导员的技术传授，像马振平一样社员们不仅掌握了先进的种植技术，而且彻底摆脱了农药、化肥超标的危险。如今，马振平对于有机蔬菜的种植已是驾轻就熟。 　　当地政府对于蔬菜的检疫检测十分严格，甚至公开声明，谁的农药超标，就推倒大棚作为惩罚。以前马振平像村里其他农民一样，对于种子、农药、化肥的选择随意性较大。一旦被虚假广告所骗使用了假种子、剧毒农药，常常使周围一个村，甚至几个???的农户都跟着遭殃。 　　加入合作社后，种子、农药、化肥几乎所有农资物品均由合作社统一采购，既无质量上的担忧，价格又比自己单购便宜许多。而菜地日常的田间管理均由合作社的技术人员逐一进行辅导、监控。种出的蔬菜大部分可由合作社包销。 　　如今，许多农产品的价格大起大落，而合作社却以订单农业为主。2010年6月，半年前批发价还在每斤3块钱上下的西红柿，在短短数月之间跌至十年最低，每斤西红柿仅能卖5分钱。菜农赔得血本无归。但合作社的订单价却高达1.5元/斤。 　　“以前一家一户闷头种植、分散经营，就像一个人走夜路，根本看不清哪儿是坎哪儿是坑，一旦落错步，大半年的辛苦就会泡汤。”马振平认为，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是必然的趋势，仅靠单打独斗、零销碎卖很难保障种植收益。 　　集约化经营 　　绿能瓜果菜专业合作社于2007年8月注册成立，是寿光第一个合作社。其前身是1999年成立的寿光绿色农业技术研究所。 　　谈起成立合作社的初衷，寿光市绿能合作社创始人张晓军介绍道，“在美国等农业发达国家，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经验很成熟。我们成立合作社，就是为了解决农民一家一户难以解决的难题，通过集约化经营闯市场，让全体社员得到共同发展”。 　　合作社最初不被大多数菜农所接受。 　　“首先，大多数菜农不了解有机蔬菜的价值；其次，合作社对于蔬菜的种植标准规定了许多条条框框，很多菜农随意惯了，不愿意被束缚。”绿能合作社监事长李秋玲分析道，“当时农民对于入社普遍存有怀疑。入社需要菜农提供身份证、户口簿、按手印，甚至有人怀疑我们要骗取贷款。” 　　合作社始建社员仅27户，注册资金238万元。经过3年的发展，如今绿能合作社已达到212户，涉及寿光市稻田、侯镇、古城等四个乡镇近30个自然村。 　　“还有源源不断的菜农希望加入。”李秋玲介绍道。之所以有大量的菜农希望加入绿能合作社，是因为入社能为菜农带来切实的利益。 　　许多人都认为，有机蔬菜种植成本高、产量低。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李秋玲算了一笔账―― 　　普通的蔬菜种植使用的是化学肥料，一亩地需3吨化肥、价格约在1.2万元，而种植有机蔬菜则使用豆饼（每亩用量1000吨豆饼成本约为1400元）和骨粉（每亩约500吨折合650元），仅此一项即可省出近万元。普通的蔬菜种植喷洒化学药剂防治病虫害，每年成本投入约为3000元/亩；而有机蔬菜却使用中草药，成本仅有1500元/亩。 　　种植有机蔬菜并非像一般农户想象的产量低。根据马振平的描述，他种植的绿箭小黄瓜产量比普通的种植方式高出近20%。 　　教授种植技术的同时，合作社将菜农的农资采购统一起来，而规模采购也让菜农节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