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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的经济属性及其管理模式解析 　　内容摘要：近年来，中国各大景区申报世界遗产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一方面经营者们高喊着“对世界遗产地实行可持续发展和保护”，另一方面研究者们已发现过度商业化开发给世界遗产带来的严重破坏。如何在这种发展与破坏之间、保护与利用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就成为值得重点研究的一大课题。本文尝试从经常学的角度分析世界遗产的经济属性，在日常工作中应该以谁为管理主体，构建怎样的管理模式？并提出相应对策性建议，以期在我国的世界遗产管理过程中，使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中的原则切实得到实施和体现，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所谓世界遗产，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具有普遍突出价值、人类罕见、无法替代的文化和自然财富，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含文化景观）、自然与文化遗产混合体三种类型。为了让这些天地造化和文明遗存在受到威胁之前就得到很好的保护，1972年11月16日，76个国家在巴黎签署了《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中叶加入《保护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公约》，闻名世界的长城、故宫、泰山在1987年就先后进入首批世界遗产名录，截止2004年底，中国已跻身为仅次于西班牙（37处）和意大利（36处）的第三大世界遗产国。 　　为什么各地对申报世界遗产如此积极？作为全人类的世界遗产，除了可得到资金和技术上的帮助以外，利益驱动应该是一地参与的动力主因, 一旦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势必会提高知名度，吸引众多的游人。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理查德所言，以丽江为例，其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地自199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来的旅游业的发展；山西平遥古城、江苏周庄等世界遗产地的客流量剧增，都证明旅游业可以给居住在世界遗产地及附近的社区的人民带来无可比拟的经济发展机遇；另一方面，随着人流的增加，生活垃圾的产生，旅游业也会给遗产地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破坏，甚至使世界遗产地消失。 　　尽管从理论角度分析，通过合理的规划、科学的管理，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并非截然矛盾。然而事实却是：一方面经营者们???喊着“对世界遗产地实行可持续发展和保护”，另一方面研究者们已发现过度商业化开发给世界遗产带来的严重破坏；一方面游客们在谴责企业和地方政府对世界遗产地的过度开发，另一方面游客们却仍然一批批地涌向世界遗产地。表面上看，这是开发和保护的矛盾，实质上往往反映出国家、部门、地方和公众等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实现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和谐发展”似乎仅仅是一种理想。 　　如何在这种发展与破坏之间、保护与利用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这就成为值得我们重点研究的一大课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世界遗产究竟属于何种物品？在日常工作中应该以谁为管理主体？在世界遗产管理过程中，如何使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中的原则切实得到实施和体现？这些都是在世界遗产管理工作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当前业界与学界争议较多的焦点话题。 　　 　　世界遗产的经济属性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和自然遗产既不是一般的私人资产，也不是一般意义的经济资源，它们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后，就意味着申请国要向全人类做出保护这一世界性遗产的承诺。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规定：对世界遗产要严格保护，统一管理，科学规划，永续利用，显然在保护之外，世界遗产地也无法回避另一个问题：利用。然而在现实经济社会中，特别是面对市场力量的渗透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如何在保护和利用之间寻求一个合理的优先顺序和恰当的结合点，以及如何管理世界遗产地的旅游开发等，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因而，我们必须对世界遗产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 　　一直以来，许多人士认为既然世界遗产是世界性公共资产，应该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什么是公共物品呢？根据经济学中给定的定义，通常将不具备消费的竞争性的商品叫做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所具有的两大特点：竞争性和排他性，在公共物品上都不会表现出来，例如国防，任何人增加对国防公共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所可能得到的消费水平，也无法排除一些人可以“不支付便消费”，即“搭便车”行为。而世界遗产的消费特性却与上述分析有所不同。首先，只有在遗产地一定的环境承载量约束范围内，减少或增加单位的消费量对其他人的消费才不会造成显著影响；而一旦超过这一承载量时，才会造成污染、破坏等不良问题，甚至使遗产地被毁灭；而且，遗产地是有一定地域限制范围的，具有一定程度的消费排他性。虽然需要支付一定成本，但对消费者采取付费方式还是可行的，消费者“搭便车”的行为较难发生。如果我们为了保护，将世界遗产完全封闭起来，或者不加任何限制地完全开放，都显然违背了构建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初衷。只有在良好保护的前提下，将世界遗产的教育、研究、观光等功能充分地利用起来，造福人类，才真正实现了世界遗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