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惊世之现.docVIP

中华文明探源的惊世之现 　　 　　对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的考古发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世界意义。历经3年探测，已获重大成果。它不仅确证了5000年中华文明及其生生不息的延续性，而且为我们托出了一个清晰可鉴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广泛认识价值的尧及尧的时代，并以其自身长久积淀的文明印痕遂使4700年前的人文社会景观凸现眼前，在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引发出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与古代文明的诸多现实回应与理性思考。 　　 　　一 　　陶寺，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东南隅。这次陶寺古城址的发掘自2001年春天开始，迄至2003年秋天，已获得重大成果。3年来，共发掘面积1500余平方米，钻探面积30多万平方米。发掘位置介于襄汾县陶寺村与中梁村、宋村、沟西村、东坡沟村之间。从考古发掘中所获得的重大成果，主要是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早期小城、宫殿区和中期大城及墓葬，??发掘出土的陶寺城址的南墙和东墙遗迹中可以作出推测和判断：其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中的祭祀区和宫殿核心建筑区；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的中期墓葬墓群和大量史前珍贵文物；发现并确认了陶寺遗址中的古观象台、仓储设施和此前发现的扁壶朱书的“文字”符号、龙盘、土鼓、特磬、彩绘陶簋、玉琮、玉璧、玉佩、玉兽面、玉钺、玉戚等礼器、祭器与陪葬品；另外，还出土了一件至为宝贵的铃形青铜器――这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惟一的一件具有成熟造型的青铜器。 　　从陶寺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所有成果，都具有重要价值，它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都是划时代的。 　　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大抵都遵循了一个规律，即从“部落联盟”进入到“国家文明”。而酋邦制则恰恰正是这一飞跃式过渡中的中间环节，它既具有一定的部落联盟的痕迹，同时又更具有国家的特点和性质。陶寺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和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实物与资证。 　　 　　二 　　尧文化是文明的果实，文明是社会的结晶，社会是历史的寒暑表与脚步声。而从科学的意义上作考察，人类社会有文字以前的一切历史都必然和必须是经过考古佐证和文化与文明的产物。陶寺考古的意义正是于此。它以自己独到的发掘和发现，不仅证明了山西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根祖之源，而且也证明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赓延至今的最古老和最优秀的人类文明。基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华根祖在河东，华夏文明看山西”。 　　华夏文明看山西，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和时代命题。我们在提出和回答这个重大命题的过程中，不仅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巨大的热情，而且也始终保持了冷静的理性思维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我们说“华夏文明看山西”，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山西才有华夏文明，而只是从特定的视域出发，给予山西所拥有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以充分的理论诠释与合理的历史定位。作为历史唯物论者，我们对任何历史的评判与诠释，都应当以事实为根据。而正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给我们的设论作了极有力的确证和支持。这就是陶寺考古的新发现和尧文化的丰富遗存。 　　显然，我们现在再说“华夏文明看山西”，无疑要比几年前更自信和更有理据了。因为陶寺考古发掘已以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中华文明最早、最有根据和最完整最庞大的社会文明遗迹就在山西。 　　陶寺文明遗迹作为文明国家的序幕和起源的历史见证，其重大意义有二： 　　一是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作了考古确证，将中华民族有考古成果资证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500年以上，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以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作为中华文明纪年之始的传统做法，遂使5000年中华文明从此得到了初步的考古证明。 　　二是证明了中华民族不仅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且这5000年尚是一环套一环，一直延续发展至今的。在过去，所谓“三皇五帝”，也都只是民间传说，甚至只是神话传说。这就使5000年中华文明有一大半悬了空，得不到史迹证实，一度时期国际上一些学者只承认中国有2300年的文明史。陶寺考古发掘的巨大意义就在于，它通过对尧及尧的时代的都邑和墓葬遗址的发掘，寻获了当时的大量文物遗存，从而使尧、舜、禹的时代不再是传说，而是成为了确凿的历史。从尧的酋邦制时代到夏，大约700年左右，夏、商、周三代，大约1800年左右，从共和元年至今，大约2300年左右。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就是4800年左右，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由此得以确定。陶寺考古的意义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如若单从文明史的久远程度上看，在世界范围内起始于公元前2000年以上的并非绝无仅有。像两河流域文明，就起源于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文明，就起源于公元前3100年；印度古文明，就源于公元前2400年；希腊（爱琴海）古文明，就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这些古文明都与我们中国的古文明上下相差无几。但无一例外的是，所有这些古文明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