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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合作 　　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东亚地区在实践中产生的一种适合于各有关经济体的共同发展方式。从经济学观点看，其实质就是通过生产要素在“次区域”地缘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实现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给合作的各方带来共同的经济利益。目前，中国参与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主要有图们江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技术合作以及以新亚欧大陆桥为纽带的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性质 　　 　　我国周边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具有某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征。如生产要素会在“次区域”这个地域范围内趋于自由流动，从而带来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产效率的相应提高，表现为在这个地缘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但是，从我国周边的次区域实践的过程来看，次区域经济合作又具有一些不同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征，主要表现???： 　　首先，次区域经济合作虽然得到了相应国家在政策上的支持，但是合作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在合作空间上主要体现在一国的某一特定区域内。另外，次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区域外的开放性，不存在“维持对非成员国的歧视”。而且各地区的单边开发也是次区域合作的主要表现之一。相比较而言，经济一体化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成员国之间歧视的消失；第二，维持对非成员国的歧视；第三，成员国之间在企图拥有持久的共同特性和限制经济政策工具的单边使用上有一致的结论”。所以，次区域经济合作并不符合传统的经济一体化的概念。 　　其次，次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一体化不会有相同的演进路径。李普希根据生产要素的流动程度，将经济一体化分为六种等级递增状态：即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显然这种划分并不适合我国所参与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国内某些学者认为“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比特惠关税区更为低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程度是依靠跨国性的‘协调’”。这显然是一个误解。从关税水平是划分经济经济一体化等级的重要标准这个角度看，次区域经济合作不属于经济一体化的范畴，其核心问题并非关税以及投资和贸易壁垒问题，而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合作。这就决定了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下一级的演进方向不会是“特惠关税区”。次区域合作程度的加强主要体现在它的可扩展性上，包括“自身空间领域的直接延扩”或“通过溢出和扩散效应向区外国内腹地辐射，带动成员国内其他地区经济发展”两个方面。所以，次区域虽然具备某些经济一体化的特征，但是他们在合作的内容、形式和发展趋势等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同，应该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并行的经济合作形式。 　　次区域经济合作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在东亚地区的一种经济现象，尚处于发展阶段，目前在概念上并无公认的界定。在过去的研究中，次区域经济合作又被称为“成长三角”、“自然的经济领土”或“扩展性都市区域”。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的定义是：次区域经济合作是“包括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精心界定的、地理毗邻的跨国经济区，通过利用成员国之间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来促进外向型的的贸易和投资”。该概念被用来具体指称图们江地区、澜沧江―湄公河地区、东盟北部地区、东盟东部地区和区域经济合作行为。另外，中国（主要是新疆地区）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也应当包括在次区域经济合作范畴。 　　 　　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特点 　　 　　1.次区域合作的基础是较低层次上的经济互补性 　　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参与各方都具备一定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在经济上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但是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这种互补性仍处于较低的层次上。 　　次区域合作的初始目标并不是贸易自由化，而是更低层次的目标，主要包括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衔接、消除贫困、经济增长、贸易投资的便利化等。次区域经济合作重要的动因之一是利用合作方的比较优势实现了资源在区域范围内的合理配置。经济上的互补性在湄公河流域次区域合作中表现比较明显，在几种重要资源上构成了较强的互补性，存在着潜在的贸易机会。中国在钢材的生产上，中国和越南、老挝在水电的生产上，泰国则在水产品生产上，缅甸和泰国在木材的生产上都表现出明显的优势。通过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的纽带，就可以带动该次区域内互补性资源的流动，并进而形成较大范围的经济合作。 　　然而，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大都处在较低的层次上，主要原因在于建立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地区大多数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人均生产要素的丰裕度较低，因此即使在要素上构成一定的互补性，也基本上集中在一些初级要素的互补上。 　　 　　2.次区域合作中的政府主导作用 　　从合作的推进过程来看，政府特别地方政府是合作的主体，而且政府的参与使得次区域经济合作体现出鲜明的政治色彩。 　　这与成员国内部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关。参加次区域合作的地区在本国内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