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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机遇中的风险 　　全球性经济波动后，世界经济格局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调整。中国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蓄势已久，当主要发达国家普遍遭受此次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之际，有了跻身世界经济发展主导国家梯队中的机会，例如拓展海外市场，积极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产业结构，达致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等多重目的。 　　尽管企业对外投资面临各种机遇，然而在企业对外投资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又的确充满了风险，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风险外，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国度又有不同的表现。本文在此不讨论一般意义上和企业对外投资的技术风险，而重点讨论新世纪开启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全球蔓延时期和后金融危机时期国外直接投资领域出现的新的风险及其特点，并根据这些风险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一、利益格局变化带来的风险 　　 　　国家、企业和个人为获取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较量是冲突产生的根源同时也是风险产生的根源。当以往利益分配的均衡格局被打破而形成新的分配格局时往往是风险多发的时期，这点对于国际直接投资来说更是如此。以往的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主要由发达国家所统治，而这种格局在2001年国际直接投资遭到重挫的恢复期中就开始被打破，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和模式正在国际层面逐步形成，并在此次金融危机过程中得到确定。忽略这种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将不利于把握对外投资的风险。 　　 　　(一)国际直接投资流出总量的变化 　　国际直接投资从2000年的大动荡中恢复元气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而发展中国家在新的一轮增长中成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生力军。图1和图2数据显示，2004年是国际直接投资恢复发展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的比例从以往平均10％提高到14％以上；2008年在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大幅下降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保持了稳中有升的态势，从2007年的3370亿美元提高到3512美元，占全球流量接近20％。 　　 　　(二)产业投资量增长。 　　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利益格局变化不仅体现在总量的变化上，而且体现在对三大产业投资量的增长幅度上。根据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发展中国家在1990－2007年间在三大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无论在存量上还是在流量上都有显著的增长，占世界总存量和总流量的比例分别由1.14％和2.74％上升至11.9％和9.58％(后者为三年平均值)。增长幅度是发达同家的3到17倍(表1)。 　　 　　二、主要经济体金融不稳定与经济发展逆转带来的风险 　　 　　在全球经济高度依赖和相互融合的今天，发达国家经济体经济发生逆转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势必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成为风险发生的最大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05和2006年对同际直接投资风险来源进行调查时列出了威胁国际苴接投资的七大主要风险来源，包括：主要经济体金融不稳定、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不稳定、政局不稳与内战、工业化同家经济增长放缓、全球恐怖主义威胁、汇率浮动、保护主义。从评估机构、专家和跨国公司对这七大主要风险来源的重要性进行排列的结果看，发达国家的金融与经济稳定和保护主义成为风险的头号来源。这一观点和认识的正确性通过90年代两次金融危机和此次金融危机的对比得到证实。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雨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它们对全球经济的危害及对投资的影响，无论是深度与广度还是时间长度都远远低于此次金融危机。由于世界各国在经济上彼此依赖程度高度不对称，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负影响多为局部的和短期的，而主要经济体的一旦发生经济不稳定则酿成的灾难具有全球性和长期性。 　　在人们普遍关注金融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危害时，发达国家的金融与经济形势发生的逆转事实上是更需要关注和防止的风险来源，特别是来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围的金融与经济不稳定。长期以来投资者对发达国家投资项目所形成的信任感也为一些投机分子利用这种信任进行欺诈提供了机会，他们通过包装劣质投资项目制造“柠檬效应”，并且在投资“羊群效应”的作用下，使“道德风险”大幅度提高，使风险转化为危机的机率大幅度提升。 　　 　　三、金融开放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通过金融国际化渠道最终形成了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即指由金融市场或金融机构的各种风险引发，将以前没有关联的风险发生转移并且变得具有高度关联性，通过链式传导或金融恐慌，对整个金融体系形成的风险。系统性的风险发生时最为典型的特征是风险的溢出和传递，而且这一特征不仅仅局限于一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 　　金融风险按其承担主体的层次可分为两类：一是风险承担主体为金融活动的微观参与者(如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或证券投资人等)，其风险可称为微观风险；二是风险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