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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地流转的前景拉美还是东亚 　　摘要：工业化减弱了农地对社会资金的吸引力。在二战后的东亚，彻底的农地改革与适宜的发展战略，促进了工业化的实现，并保持了小农结构。而拉美滞后农地改革，使社会资源没能有效参与工业化，并间接促进了错误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情形与当年东亚接近。有理由相信，即使实行更为激进的土地流转改革，也不会出现类似于拉美的土地过度集中。 　　关键词：工业化；土地交易；土地集中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049-03 　　 　　目前，中国农地流转政策总体上表现为：拒绝私有化，维持土地的集体所有性前提下的分户承包制；在确保农民不丢地的前提下，鼓励承包地有期限流转。这一政策有其深刻的政治考量，一方面，土地流转能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微观产出效益，也能使部分农民进城务工；另一方面，中国人均土地少、农民众多，要绝对避免出现拉美、印度因失地农民众多而导致的城市化失序状况。 　　拉美的教训值得我们吸取，但前提是要准确分析拉美故事的前因后果以及拉美与中国国情的可比性。此外，我们还应适当关注东亚的经验。东亚是二战之后工业化成功的典范。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东亚诸国及地区对土地集中非常警惕，都进行了“耕者有其田”为主导理念的土地改革，并用限制单个农户最大持有量等方法来抑制土地集中。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后来没有发生土地兼并的倾向。相反，在20世纪70年代后，东亚的政府都鼓励土地的集中经营，而效果并不好，至今，东亚地区基本上保持了自耕农为主体的农地持有结构。 　　今日中国的农地国情到底与当年南美、印度接近，还是与东亚更为接近？是我们判断中国未来农地流转前景的关键。本文的分析将显示：在工业化进程顺利的前提下，农地过度集中的情形很难发生；即使实行少数专家所主张的农地私有化或者永佃制，土地过度集中也很难发生在中国。 　　一、影响土地产权结构的传统因素分析 　　影响土地集中率的因素较多，最为直接而关键的因素是政府意志、继承关系、交易行为。 　　政府意志可能会根本性地改变土地的持有结构。在中国古代，为了政治稳定和粮食安全的考虑，各朝代往往会设法限制土地集中。中国历史上更不乏均田的改革尝试。新中国1978年后实行的土地承包制度，也是一种先在基层实践，在得到政府肯定之后推广全国的“均地”改革。当然，政府也可能是促进土地集中的推手。例如，英国曾出现过圈地运动；在日韩的工业化进程中，也出台过大量鼓励土地集中的政策。 　　稳定的私有制会因为继承而引发代际转移，这也会改变土地产权关系。例如，多子继承会分割家庭土地及财产，使得土地持有结构平均化。在“一夫多妻制”的情况下，多子继承平均财产的作用会被成倍放大。总体上这种因多子继承而产生的分田效应在学术界被关注不够。 　　土地交易能改变静态所有权结构。交易行为对土地产权结构的作用，要视情形而定。在所有权结构近乎平均的情况下，土地交易会形成产权结构的非平均化。反之，在土地高度集中时，交易行为就可能是分散土地产权的力量[1]。 　　前工业化时代，上述三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了土地产权的持有结构。中国历史中农民起义频繁。“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集中常常被分析家认为是动乱的根本原因。但是，土地是否真是乱源，是有争论的。最有力的反方意见之一来自于刘正山[2]。他认为，土地兼并在历史上极少直接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绝大多数农民起义，直接原因是灾荒。而且，中国历史的土地兼并被严重高估了。他还认为，中国古代战乱频仍，朝代频繁更迭，即使有剧烈的土地兼并，也会被频仍的战乱破坏而重新平均分配。此外，耿元骊也认为[3]，从中国历史的长时段观察结果来看，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流动性相对较差，稳定性远远高于流动性，不存在大土地所有制的高度膨胀问题。 　　作者认为，即使认为土地集中是中国的乱源所在，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土地集中的原罪是土地自由交易。诚如前文分析，土地交易对土地集中的作用在逻辑上是双面的。 　　二、工业化降低农地的相对价值 　　自进入工业化进程以来，人类社会的产业与财富状况发生重要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1.财富形式的多样化。在农业与畜牧时代，土地是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在进入工业化进程后，随着农业比重的下降，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重要性下降了。今天，强大的农业早已经不能成为决定国强民富的关键，不少国土小国在财富与国民的生活福利方面都大大强于很多土地大国。尽管贵金属、土地依然是财富的重要形式，但工业化企业的股权等金融资产成为新的财富所有形式，并逐步占据了财富最大比例。农地的财富相对价值下降了。 　　2.农业弱质性的显露。传统社会中，农业是保持稳定的关键，而农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生产得到先进工业科技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