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生产率与就业结构变化关系实证分析.docVIP

中国劳动生产率与就业结构变化关系的实证分析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国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大规模转移，就业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28.36%，“structural bonus”效应显著；到90年代，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趋缓，劳动力从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加快，“structural bonus”效应和“structural burden”效应同时存在；加入WTO以后，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趋势迅速加强，就业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17.31%，“structural bonus”效应显著。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一直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推动力。 　　关键词：劳动生产率；就业结构；结构效应；SSA跨产业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5；F062.9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8）14－0013－04 　　 　　一、引言 　　 　　结构效应理论最初由结构学派和世界银行的一些学者正式提出，并被概括为两种假说：“structural bonus”和“structural burden”[1]。前者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生产要素从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不断向劳动生产率高的行业转移，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而后者把社会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progressive”行业和“stagnant”行业。它认为，由于“progressive”行业生产率提高很快，大量劳动力被转移到“stagnant”行业（假设总需求不变）；在长期中，这种就业结构变化会削弱人均收入的增长趋势。 　　许多学者对上述两种假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有意思的结论。Lakhwinder Singh（2002）对韩国的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投入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贡献近15%，结论支持“structural bonus”假说；70年代以后，结构效应为负数，高达负30%，结论支持“structural burden”假说[2]。Pedro Lains （2003）对葡萄牙的研究表明：在全国范围内，1973年以前，结构变化对葡萄牙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很高（三产业划分法的测算值为28%，16产业划分法的测算值为40%），结论支持“structural bonus”假说，1973年以后，结构效应逐步下降，并最终消失；在制造业内部，1973年以前，实证结果支持“structural bonus”假说，1973年以后，实证结果支持“structural burden”假说[3]。袁晓虎（1998）运用SS分析模型对江苏省产业结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进行分析，结论表明：不同时期的结构效应不同[4]。 　　然而，以上研究要么把结构变化仅定义为产出结构，要么只关注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化；本文拟采用SSA跨产业分析模型，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论证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经验是否支持的“structural bonus”假说或“structural burden”假说，以及结构效应是否存在显著的时期差异性，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为国内学术界提供更多的实证支持。 　　 　　二、模型介绍和数据采集 　　 　　1.SSA跨产业模型 　　在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中，大部分学者倾向于采用SSA（shift-share analysis）模型。实际上，SSA模型存在两个分支[5]：第一个分支叫CSSM（constant shift share method），最早是由Fabricant（1942）提出，他注重跨产业（行业）分析，后经Massevll（1961）、Marcel P.Timmer, Adam Szirmai（2000）等人的发展，提出了跨产业分析模型；第二个分支由Salter（1960）提出，他注重跨区域（国）分析，后经E.S.邓恩和埃德加?胡佛等人的发展，提出了跨区域分析模型。根据实际需要，本文借鉴SSA跨产业模型，对中国区域劳动生产率增长经验进行比较分析。 　　SSA跨产业模型，又叫CSSM（constant shift share method），最早是由Fabricant（1942）提出，用来分析劳动力变迁所带来的生产率效应。他把总生产率增长分解为三部分[6]：（1）静态结构效应，即，假设在基期，各行业（或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没有发生变化，劳动力在不同产业（或企业）之间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效应；（2）动态结构效应，即在观测期内，由于各产业（或企业）生产率水平发生相对变化，导致产业（或企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效应；（3）内部效应，即，由产业（或企业）内部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效应。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之和称为总体结构效应。具体模型如下： 　　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