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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加大投入和机制创新，初步构建了一套既立足于中国国情、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又与国际接轨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框架。其中，加强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引导，吸引海外资金的投入，积极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是重要的政策目标。在这方面，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平台和渠道。 　　 　　一、清洁发展机制的运作方式 　　 　　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和转轨国家(附件I国家)明确规定了2012年前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同时，为了帮助附件I国家降低减排成本，《京都议定书》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市场或基于项目的合作进行“海外减排”，并引入了国际排放贸易(IET)、联合履约(JI)和清洁发展机制这三项市场机制。I-ET是指附件I国家之间针对配额排放单位(Assigned AmountUnits)的交易。在《京都议定书》实施初期，附件I国家都分配到既定的AAUS指标，之后可以按照自身的排放情况来决定购入或卖出该指标。JI主要涉及附录I国家之间的减排单位(EmissionReduction Units)交易，主要形式包括低排放技术的应用、植树造林等。CDM与JI机制相似，但是仅涉及附件I国家和非附件I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易。在这一机制下，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投资或直接购买的方式获得核证减排单位(Certificated Emis-sion Reductions)。 　　《京都议定书》对清洁发展机制的原则、性质、范围、参与资格、管理机构等问题做出了基本的规定，为清洁发展机制的实施奠定了基础，但是对清洁发展机制的具体操作细则并没有做出规定。2001年，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第七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的《马拉喀什协议》对实施清洁发展机制的具体细则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至此，清洁发展机制在实质上得以建立。 　　根据《马拉喀什协议》的相关规定，参与CDM项目的国家必须满足以下三条资格标准：第一，自愿参与清洁发展机制；第二，建立国家级CDM项目主管机构；第三，批准《京都议定书》。同时，《马拉喀什协议》也对CDM项目的必要条件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一，必须获得项目涉及到的所有成员国的正式批准；第二，必须促进项目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产生真实的、可测量的、长期的效益，也就是说，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必须额外于任何“无此CDM项目条件”下能够产生的减排效果。从CDM项目的参与者来看，只要经过所在国的授权，各种法律实体，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商业组织、非营利组织等都可以参与CDM项目的开发与合作。由各国批准的CMD项目须提交联合国CDM执行委员会(CDM-EB)审批登记，经核准后由CDM-EB签发CERS。 　　由于《京都议定书》限排的目标覆盖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和六氟化碳(SF6)这六种主要的温室气体，因此只有针对这六种温室气体的减排项目才有可能成为CDM项目。具体而言，清洁发展机制将包括如下部门的潜在项目：改善终端能源利用效率、改善供应方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能源替代、农业、工业过程、碳汇项目(仅适用于造林和再造林项目)。 　　从实践效果来看，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互利的双赢机制。对于作为买方的发达国家而言，通过CDM项目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低成本的减排机会，并从产生的减排量中获得减排信用，可以减少需要在本国境内完成的减排量，从而降低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成本。对于作为卖方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清洁发展机制渠道筹集的资金有助于实现它们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减少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的消耗，降低空气和水资源污染，进而改善水资源供应，降低土壤侵蚀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时，还可以为目标区域和收入群体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并改善当地能源的自给程度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洁发展机制为各国综合处理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和地方性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机遇。 　　 　　二、清洁发展机制的理论透视 　　 　　清洁发展机制的实质是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温室气体排放权益既是一种发展的代价，也可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当温室气体排放指标作为一种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在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时，就能利用经济杠杆来推动环保。因此，我们可以用排污权交易理论来解读清洁发展机制。 　　排污权交易体现了一种环境管理思想，在满足环境要求的条件下，建立合法的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一样被买入和卖出，以此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实现环境容量的优化配置。显而易见，排污权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来治理环境污染，利用价格机制来引导排污者做出可以达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的决策。 　　从主要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