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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会产生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内容摘要：中国商会的产生是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变迁的结果。但本文通过分析后认为，这种制度变迁不是需求诱致型，而是政府供给主导型。政府对制度变迁的成本计算后强制实行了商会这一制度安排。 　　关键词：商会　制度变迁　制度安排　制度成本 　　 　　中国商人组织的演变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清末，商会才从阵痛中产生出来，这比西方商会的产生晚了300多年。那么，中国商会为什么会清末产生呢？在商会产生的过程中，各种经济利益主体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那么，商会的产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本文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这些问题。 　　 　　商会产生的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自口岸制度实施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断增长，市场制度进一步发展，使得原来的行会这一制度安排变得不再是净收益最大的制度，于是就产生了制度替代的动机和需求。在华洋商组织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尽管行会这一制度安排也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是这种制度安排仍然只是与旧的经济形态相协调的制度安排，缺陷日益表现出来。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行会组织不断发展，数量不断增加，也增加了行会之间的壁垒，行会各自成为独立系统，合作的机会进一步减少，不利于工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商会这一制度安排正是外部环境、国际环境及体制变化的结果，这是必然的。 　　同时，出现了制度非均衡。制度非均衡，就是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欲意改变而又尚未改变的状态。当洋商日益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洋商的统一行动与中国行会的各自独立缺少统一行动形成鲜明对比。洋商商会为其本国商人提供了快捷、准确的信息，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致使中国商人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国商人逐渐意识到一致行动的重要性，表现出对旧行会制度的不满，因为行会这一现行制度安排的净收益小于制度选择集合中??另一种制度安排即商会。商会与行会相比，不仅组织体系严密，而且有完整的民主议事制度。商会的职责和功能更为集中在保护商人权益、促进经济发展，对正式法律制度和商会章程有明确界定。中国商人产生了对商会制度的需求，而这种需求与商会制度的供给出现了不一致，即出现了制度非均衡。 　　 　　商会是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结果 　　 　　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是制度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实际上是对制度非均衡的一种反应。制度变迁可以分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模式假定，一旦行为人发现制度的不均衡和外在利润的存在，就会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世界第一个商会1599年产生于法国马赛，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市场扩大的需要，马赛商人自发组织而成。那么，马赛商人的这种需求能否转变为新的制度安排，则取决于马赛商人内部要求组织商会的力量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力量对比，尤其是法国统治精英的政治经济成本与收益。事实上，当时马赛商人的一致行动占了明显优势。并且法国政府于1650年颁布特许状，以类似于法律等形式确立了马赛商人的制度安排，确认商会的制度变迁。欧美和日本等国家最初也都是商人由于利益的需求而实现了制度变迁，尔后各国政府根据政治经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颁布了正式法律，确认这一制度变迁。 　　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 　　近代中国商会制度并没有象欧美、日本一样，商人利益的需求导致了制度变迁，而属于政府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究竟原因何在？ 　　从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或力量的对比及统治者的偏好分析 对于一个有着长期集权且市场不发达的国家而言，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是在一定宪法秩序和行为伦理道德规范下，权力中心提供新的制度安排能力和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而这种能力和意愿主要决定于一个社会的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或力量对比。随着商业环境的变化，社会意识即人们对规则的看法、对规则的认同及其对规则的尊重发生了变化。各个阶层对现有的制度安排即行会的看法出现了不一致。经济民族主义者从民族利益的角度，以“商战”为主题，促使商人一致行动，推动商业制度变迁。经济民族主义者就成为制度变迁的行动团体。那些在现行制度安排下不能将潜在利益转化为现实利益、意欲通过制度变更获得大于零的净收益集团，他们也成为制度变迁的行动团体。但行会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有制度变迁，因为现有制度安排给他们带来了大于零的净收益，一旦新的制度安排即商会的产生，可能使得他们的净收益小于零，这些人也就成为制度变迁的障碍。正是因为制度变迁的阻碍力量存在，加之政府权力中心前期缺少制度变迁的意愿，相比之下要求制度变迁的力量显得弱小，所以商会这一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