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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工人与外来工人的就业变换 　　本文对城市工人、外来人员的就业变换及其发展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研。分析结果为外来人员就业变换率远远超过了城市工人，对这两种人群和他们的工作变换形式、决定因素及后果进行了初步探究。 　　 　　前 言 　　 　　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劳动力体制是由国家完全控制的。城市劳动力由机构统一分配，工资按级分发，有一套详细的体制规定。劳动力的变换是禁止的，无论是在城市间还是在城市内，工人的工作从一而终，即所谓的“铁饭碗”。 　　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企业开始自由招聘，它们有权制定工人工资以及招聘和解聘事宜。最近几年，企业实行下岗制，在1996年到1999年间就有2500万工人失业，同时，工人可以自由转换工作。 　　劳动力市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起点很低，还在不断发展。刚开始，工作变换是非自愿的，随后，当越来越多的工人辞职挑选好工作时，用人体制迈进了一步。在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有三个主要方式：最普遍的长期雇用制，最近兴起的超短期雇用制和合同到期工作中止制。我们认为第一种方式比较适合中国，第二、三种则不是。 　　本文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99年中国城市家庭情况调查数据分析，阐述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劳动就业的不断发展变化。 　　 　　工作变换的差异 　　 　　在中国，城市居民的工作年限相对长，外来移民的相对短。 　　劳动力变换的分析大多基于企业明细的资本理论和工作匹配理论。劳动力变换既有坏处也有好处。一方面，导致企业人力资本的损失；另一方面提高了工作匹配率，通过个人技能的更佳匹配及高薪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劳动力在雇主间的变换部分原因是薪水的不断变化。在中国这样经济高速增长的转型国家，随着许多企业的衰退和其它企业的扩张，工作变动越来越多。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工作变动比其它国家高了。 　　在中国城市，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工作匹配。即使90年代末，工作单位仍提供社会福利。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仍在进行，福利体制改革尚未完成，阻碍了自愿工作变动。相反，90??代末发生的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政策导致了大量的失业现象，政府要拿出相当大的财力和精力解决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下，外来工人在城区就业受到严格控制，即使在改革期间，外地户口工人只能在城市中找到城市户口工人不愿从事的剩余工作，且城市企业招聘外来户口工人的数量受到限制，外来工人一般只签定短期合同。外来工人的如教育和医疗的社会福利得不到保障，这将许多外来工人拒于城市之外。最常见的模式便是外来移民中的某个人在城市里参加了一两份短期工作，接着便回乡下老家了。最近，越来越多的外地工人将家小从外地搬进城市居住，从事不受城市欢迎的工作。在这种情形下，老板们都不愿花精力培养外来工人。 　　 　　不同变动的模式 　　 　　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放松政策出台之前，对城市户口的偏爱可以保证其获得“好”工作，即永久的安稳的“铁饭碗”，对外来户口的歧视只能限制他们，只能找到“坏”工作，如临时工作，高危工作和低薪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有差别变动的模式只反映了歧视特点。外来移民的工作变换对有效率的城市人力资本结构冲击太大了，这样十分危险。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不匹配显著特点是耗费巨大成本寻找合适的企业及员工，我们的目的是分析决定变动的因素，不仅要考虑企业原因，还要寻找动机和企业的需求。 　　 　　数据说明 　　 　　对中国城市家庭就业状况的数据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同国际经济学者一同设计，于2000年由国家统计局实施，数据主要包括1999年的信息，同时也包括了一些历史信息。总样本发放到4000户家庭，其中2500户是城市户口家庭，其余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家庭，包括一些没有城市户口，常住于城市的外来工人。另外，我们还从国家统计局抽取了500个有过下岗经历的城市家庭样本，800个外来工人样本。对于城市样本和外来工人样本反映出劳动力变动的一些特点。 　　本次调查遍及全国6省13个城市。北京（代表直辖市），辽宁（代表东北），河南（代表内陆），甘肃（代表西北），江苏（代表沿海），四川（代表西南）。除北京外，其余5省省会都在调查当中。本次调查不是专门为了研究劳动力变动而设计的，我们只选取其中最有用的数据。因此，调查结果可能反映出影响工作变动的原因，比如：总就业率的上升，劳动力的增长及结构的变化。 　　 　　城市样本 　　 　　我们选取了有代表性的一些城市样本，不包括那500户在5年中经历过下岗的家庭。它们最明显的特征便是大多数缺少工作变动。 　　被访者中78％只从事过一份工作，11％的被访者从事过两份。只有11％的被访者从事过三份以上工作。74％的被访者有30年工龄的工人还在从事他的第一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