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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前教育中的政府责任探讨 　　【摘要】学前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基础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的“早期教育”和英国的“提前开端计划”给我们提供良好的借鉴。所有的这些是都基于对幼儿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有关教育正外部性效益的发现和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需要。幼儿教育法律缺失、收费混乱、审批低效率、教师编制不合理是我国学前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必须从这四个方面改进政府管制模式。 　　【关键词】学前教育；外部效应；政府管制 　　 　　在2010年7月29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提出要基本普及学前教育，明确政府责任，加大政府投入，完善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学前教育已经在政府工作中上升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入园难”和“入园贵”矛盾在我国日益凸显，据统计，2007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仅为44.6%，2008年47.3%，2009年也只有50.86%，是我国各级教育中普及率最低的阶段。政府主导责任长期不明确、不落实，是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制约瓶颈。 　　一、完善学前教育政府管制的理论基础 　　“入园难”和“入园贵”矛盾在我国日益凸显，据统计，2007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仅为44.6%，2008年47.3%，2009年也只有50.86%，是我国各级教育中普及率最低的阶段。政府主导责任长期不明确、不落实，是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制约瓶颈。OECD的分析资料显示：“幼儿教育是向终身学习的第一笔投资，是为满足每个家庭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需要的一项意义远大的政策援助。”（蔡迎旗，2007） 　　（一）正外部性 　　大量的研究表明，学前教育对幼儿本身、幼儿家庭和社会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综合分析我国现在忽视学前教育的原因是没有认清学前教育存在的巨大外部性，以及长远的巨大收益。用诺贝尔奖获得者Amartya Sen的解释是：“可以说，之所以如此忽视这一重要举措（投资儿童早期教育），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童年的质量和含义方面的认识很狭隘――甚至是相当狭隘的缘故。”[2] 　　对幼儿个体的效益主要是在于培养和发掘儿童的能力，减轻先天性残缺带来的负面效应，对幼儿的长短期都会有显性和隐性的影响。而对家庭的效益，如果学前教育的价格合理，可获得性高的话，孩子母亲可能在就业和辞职照顾孩子之间选择就业，这对于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母亲的人生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弱势的家庭和单身母亲。根据一份由David Weikart的一份早期教育成本和效益的研究显示：对社会的效益主要是在于国家以后可以得到更多、更好的劳动力，社会发展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前进力。儿童未来的就业和收入情况好，犯罪率低，社会关系融洽。 　　Schweihart研究得出儿童的教育投入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到儿童27岁时，投入回报率为1:7.16。研究新结果得到这些儿童40岁是，投入的总体回报率是1:17.07。其中对幼儿个人的回报率是1:4.17，对社会的回报是1:12.9（Schweihart，Lawrence，2006）。 　　（二）学前教育领域的信息不对称 　　学前教育的专业性以及信息搜集成本决定了教育的供求双方会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个为政府介入学前教育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学前教育在整个终生教育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就需要政府高度关注教育领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重视公共生产和对私人生产的管制和约束，提高教育领域的竞争性，及时发布有关教育成本信息，公正，公开，透明。 　　无论公共生产还是私人生产，政府都需要承担相应的公共管制的义务，但是可能在管制手段上有所不同。私人幼儿园的设立，政府需要加大对其审批阶段的信息考察，统一审批机关，分散审批权。必须要仔细核实提交的相关信息。着重在准入资格、财务信息、收费标准等方面进行规制。而对于公办幼儿园，主要侧重于课程设置，教育体系的设立，还有入学资格的分配，遵循“积极歧视”的原则，优先考虑家境贫困的孩子。 　　（三）政府的角色定位和职责 　　教育市场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确要求政府的介入，政府管制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有利于学前教育的普及，促进了教育的公平。但是在实际中，政府已经基本变成了义务教育的代言人，大有将幼儿园挤出市场的咄咄气势。一方面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分配方面，政府倾向于把优势教育资源拨给义务教育阶段。在一方面政府就利用编制来区分幼儿园教师待遇。严重打击了教师的积极性。 　　学前教育是终身教育的开始，是教育公平的起点和基础，学前教育的公平与否对未来的个人发展都有重要影响。政府应该明白自己的角色定位和职责，不要过多的运用行政和立法手段来干预，制造出这样那样的不平等，编制本身没有什么，关键的是背后的教师福利待遇，和对幼儿园教师的有效激励。不合理的编制将严重影响政府职能的履行以及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