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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地域差异”一个值得西方深入研究的课题 　　西方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通常预设,是一个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大一统”、在各个地区得到无差别实施的发展政策和实践。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亚洲研究所主任王国斌则挑战了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形势远比这种预设要复杂得多,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刺激经济政策,而这些不同的省份和地区又能够在一个统一的政治框架之内进行有效的互相协调和合作,比起欧盟的“多重政治权威”运作方式,中国的模式显然要富有效率得多。而且,欧盟政治制度的安排,从本质上妨碍了其在日益一体化的市场中实行有效的金融规制,而中国没有类似的令人困扰的问题。在刺激经济的计划中,中国采取了一条“财政政策优先于金融政策”的道路,由政府直接投资于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并且,地方政府有权确定本地区的公共投资规划和未来经济发展蓝图。比起美国相对独立的“联邦――州”的体制,中国的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更能容易和有效地协调和实施各项支出政策。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本质,是中央政府决策和地方发挥主动权的成功结合。在此过程当中,由于地域间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发展形态也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多元局面。 　　 　　通常,我们很难将中国取得的成就及其面临的挑战放在一起考虑。一方面,中国已经创造出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当下的中国社会,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人口之间的贫富差距极为严重;同时,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深受腐败问题的困扰。 　　那么,中国的成就和挑战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呢?中国政府及其人民能否在继续巩固其成就的同时,有效地处理其面临的问题?由于中国国土面积广大,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对中国的形势进行分析。 　　 　　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刺激经济政策 　　 　　作为一个主权民族国家,中国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往往会被误导性地拿来与其他民族国家进行比较。比如,欧盟的产生和发展似乎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在地理规模和人口数量上与中国相比较的看似合适的政治单位。但如果我们追问,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对金融市场的规制具有多大有效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合作会遭遇一些政治阻碍,而这些阻碍在中国各省份协作的过程中并不存在。毫无疑问,中国中央政府在以协调的方式颁布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通常要比欧盟强力很多。而欧盟经济政策的制定,则要通过多重政治权威。 　　上述简单的对比说明了一个不证自明、但又尚未被认识到的重要问题:欧洲政治制度的本质妨碍了其在日益一体化的市场中实行有效的金融规制,而这些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 　　具体来说,2008年秋,中国政府通过大规模实施国内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回应了全球经济的要求。在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刺激计划中,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之间的关系特别能够说明中国的某些关键特征。 　　政府直接投资对于中国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地区更为贫困,也是因为金融体系对这些地区的影响不像其对东部富裕地区的影响那么大。这并不奇怪,一般来说,金融制度的发展往往和经济增长并驾齐驱,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努力将金融体系推展至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但通过直接投资对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立竿见影。 　　中国的选择表明,或者至少可以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作为促进增长的工具要优于金融政策,特别是在较为贫困的地区。这是一点值得汲取的经验。 　　中国对财政政策的灵活运用还表现在,地方政府有权力确定本地区如何规划公共投资,最有效地增加未来经济发展的机会。例如,上海市鼓励投资修建公路,浙江省对铁路建设不惜血本,山东省则斥巨资利用自然资源,而江苏省已经开始投资建造住房,河南省也决定实施与其住房建设相匹配的公共医疗计划和教育工程等。 　　中国的财政支出体系是中央政府支出和地方政府支出的结合。中央既能在全国范围内差额分配资金,也能与地方官员合作。有目的地使用财政经费。而在美国,联邦和州政府权力的分立,以及各州独立宪法的存在,使各项经济政策很难自上而下地执行下去;联邦体系增强了各级政府的自主性,但却并不一定能够更灵活地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鼓励各级政府之间的合作。美国许多州宪法规定要保证预算平衡,因此一旦出现反周期的财政支出,就必须立即削减州政府支出,而州一级的支出收缩又加剧了市场调节已经引发的经济衰退。因此,中国的国情使其比美国更容易依据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来协调和实施各项支出政策。 　　通过将中国与欧美的金融和财政制度组织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制度总是优于非西方制度这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假定,可能已经过时了。 　　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政策之所以可能比欧洲或美国政策更有效,其原因来自于其历史决定的特殊国情,因此中国采用的特定制度安排也无法被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