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气候外交政策选择.docVIP

中国应对气候外交的政策选择 　　摘要:随着世界各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重视,气候外交开始成为外交舞台的新主角。气候变化问题正演变成一个涉及全球环境、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等问题的复杂议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必须充分利用自身的影响和地位,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推动气候问题的最终解决,同时采取正确的措施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维护世界正义。防止气候问题衍生是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新工具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壁垒”。 　　关键词:气候外交;国家利益;发展权;主导权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277-03 　　进入新世纪以来,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威胁,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围绕全球气候问题的国际交锋愈演愈烈,气候问题政治化趋势日益明显,气候问题正逐渐衍生为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新工具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壁垒”。这对世界局势和国家关系的发展以及各国发展模式的调整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气候外交开始走上前台,成为各国尤其是大国外交的核心内容之一。面对愈演愈烈的气候外交及其汹涌暗潮,我国何以应对? 　　 　　一、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至今仍有近6 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因此对中国来讲,经济发展的这条主线决不能丢,重中之重应该是治理。因环境气候问题而牺牲经济发展是不可取的,甚至会引起严重后果。据国家有关部门推算,中国煤炭使用率每下降1%,中国GDP下降0.64%,470万人失业。对此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2007年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不能因为环境问题,就根本不发展,要统筹兼顾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① 　　在人类自1850年以来因为使用化石燃料而排放的所有二氧化碳总量中,中国所占的比重还不到8%,而美国的这一比例是29%,西欧的这一比例为27%。从1950年到2002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占世界同期累计排放量的9.33%。从1950年到2002年的50多年间的世界平均排位来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占到第92位。即使我国的碳排放总量将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那时的人均碳排放量依然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②因此,中国对气候变化不负有主要责任。另据现有国际和国内研究结果,可以估测,气候变暖对中国发展的风险性,在世界各国排序中处于中等水平或中等偏低水平。我国肯定不属“高风险”之列。同时,国家经济结构持续并引向深层的变革、广泛的并受到商业利益激励的技术创新、国内和国际环境法规的全面而严格的实施等因素导致的能耗下降,意味着我国拥有巨大的“无成本”碳减排潜力。所谓“无成本”,是指这些活动的实施成本不是为着碳减排,而是为着其他的经济或环境目的,但它们同时也产生碳减排效果。这种“无成本”碳减排能力是我国参与全球减排事务的重要而宝贵的资本。也有助于我们减缓全球气候谈判的压力。因此,因环境气候问题而牺牲经济发展至少在目前并不具有紧迫要求。 　　但另一方面,我国又是气候灾难频发,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国家。因此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须要始终重视气候变化对我国的不利影响。节能减排,防止气候变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应有之意。可见维护国家利益必须在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中寻找最佳结合点。但我国的温室气体减排研究起步较晚,比较薄弱、落后,它远不能为我国参与全球减排谈判提供及时、充分、准确的知识、理论支持。为了适应我国参与全球减排谈判的需要,尤其是适应我国减排谈判策略调整的需要,一方面应充实和开拓以下方面的研究:重新评估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发展的风险性;评估中国的无成本减排的CER(经确认减排量)资源;中国强制性减排手段与排减成本;中国CDM项目的CER的认证和价格;中国参与CDM的方式选择;中国减排外交的立场与策略等等。另一方面在“后京都议定书”谈判中,我国要坚持“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本原则,并以此为出发点和重要法律武器,尽力延缓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目前看来,“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主要面临两难:如果脱离气候变化公约,单纯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强制减排作为核心议题,谈判肯定会陷入僵局。而片面强调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义务同样可能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淡出。在此情况下,以“气候变化公约”为基础,以促进和切实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为核心,以替发达国家设定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权方面的强制性义务为主要目标,有可能成为打破谈判僵局的关键。即所谓:发达国家两个人可以拥有一辆小汽车,发展中国家也必须至少拥有坐公共汽车的权利。 　　 　　二、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地域辽阔的国家,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最大的利益相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