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族社会在市场化进程中的生存困境及对策.doc

怒族社会在市场化进程中的生存困境及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群体的经济生活是人类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人类学家很早就关注到初民社会的生产、交易、分配、市场和全球化等方面的内容,并以学科的文化整体观构成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批评。大量的民族志研究表明,人类社会的经济组织原则是多样的,每个社会群体都会根据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和历史传统创生出一套经济组织原则。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将19世纪之前的人类社会经济组织原则划分为互惠、再分配和家计三种,并认为,为自己需要而生产的家计原则“注定要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可以说,家计经济是前工业社会的重要生存法则。然而,自19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大行其道,尽管如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所说:“这种趋向竞争的市场经济不能覆盖全部经济。” 　　但家计经济却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和瓦解。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些少数民族群体无法再维持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甚至生存危机已经摆在一些民族面前。那些自给自足的弱小群体如何应对外部世界的迅速变迁?他们的家计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会做出怎样的反应?这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的问题。 　　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市场化的生存语境下,少数民族群体并没有固守传统的家计经济,而是运用各种策略参与到市场活动中来。黄应贵对台湾东埔社布农人的研究发现,布农人通过将“农业商业化”的方式接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秦红增、韦茂繁等人的研究表明,少数民族群体借助相关扶持政策,通过发展现代种养业,实现由家计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而对生存于怒江峡谷深处的怒族社会来说,他们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有利条件,同时地方政府也不具备相应的财力对其进行扶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将如何应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挑战。基于这一背景,本文选取怒江峡谷深处的一个怒族村落———秋那桶村进行田野研究,以期从中发现怒族社会在市场化进程中遭遇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们的应对策略,进而可以对当前的市场经济行为做出一定的反思。 　　二、峡谷环境中的家计经济 　　历史上,怒江峡谷曾是一个笼罩着死亡阴影的神秘峡谷。险峻的峡谷,奔腾的怒江,特别是浓烈的瘴气,使得内地的汉族人对怒江峡谷一直心存恐惧。在美国旅行家盖洛(WilliamEdgarGeil)看来:“自威尼斯旅行家马克·波罗的时代以来,人们对这一险峻的山谷就一直心存恐惧,使它变成了邪恶的代名词。” 　　然而,怒族人却世代生存于此,他们将险恶的怒江峡谷视作生存的乐土,并利用峡谷中的各种资源维系着自身的生存发展。本文所调查的秋那桶村地处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境内,隶属于该县的丙中洛乡。秋那桶村是怒江峡谷最北端的一个村落,北部与西藏察隅县的察瓦龙乡接壤。 　　该村下辖十个村民小组,共有人口295户、1274人,平均每个村民小组100余人,户数不足30户,其中,绝大多数人口为怒族(其中间杂着少量的藏族和傈僳族人口)。怒江峡谷中的村落面貌与马克思描述的19世纪法国农村状况非常类似:“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足自给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 　　怒江峡谷中的每个村落、每个家庭都近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他们竭力从其依存的生态环境中获取生活资料,进而发展出一套自给自足的家计经济体系。 　　1.作为生存基础的混合农耕体系 　　怒族社会在20世纪初由刀耕火种过渡到定居农耕,可以说,土地是他们生存的根基。秋那桶村的十个村民小组共有耕地3494亩,平均每户约为11.8亩。村民将他们的土地分为牛犁地与锄挖地两种类型,牛犁地即为可以用耕牛犁作的土地,那些海拔较高、地势陡峭、无法用耕牛犁作的土地为锄挖地。实际上,秋那桶村民的土地大部分为锄挖地,牛犁地仅限于村落附近的一些平坦土地。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和光热资源,人们在不同类型的土地上采取了不同的种植制度。 　　在牛耕地上,人们采取了苞谷———小麦复种的种植制度。在四五月份春小麦收获后,即开始播种苞谷,到秋季的九十月间即可收获苞谷,待到十月底播种小麦,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牛耕地土壤肥沃,作物产量也相对较高,苞谷亩产在一千斤左右,小麦的亩产有四百斤左右。可以说,秋那桶村民的粮食收获大部分来源于牛犁地。锄挖地土壤贫瘠,加之气温较低,难以维持一年两熟的复种制度,而是实行苞谷—小麦(或青稞、蚕豆)—荞麦两年三熟的种植制度,即第一年种植苞谷、小麦(或青稞、蚕豆),次年四五月份小麦(或青稞、蚕豆)收获后,待到七月底种植荞麦,依此循环。锄挖地虽然产量低,但大面积的播种也能带来不错的收成。通过对农业种植制度的合理安排,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其粮食产量也获得大幅提高。 　　对秋那桶村民来说,农产品的生产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养活人口和牲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