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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公正亟待阐明的基本原则 　　摘要:社会公正对于每一个人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对于社会的发展更是具有安全运行保障以及促进作用,社会公正已经成为了诸多社会价值目标中首要的价值,经济越是发展,我们越是需要社会公正,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随着经济发展变得更加丰富,从需要、效率、机会和程序四个层次对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析。 　　关键词:社会公正;需要;效率;机会;经济发展;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005-02 　　 　　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经济发展的贡献已经不能再用简单的量化方法去说明了,它已经在经济结构、教育文化、道德观念、家庭决策以及公共政策等诸多社会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我们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吗?研究表明,社会的冲突和政治的不满往往和社会的不公正具有相当高的相关性,只有让更多的人享有经济发展的利益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片面的不协调性向全面的协调性进化的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人类社会活动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相互促进、彼此协调的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整体发展的基础。为了确保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的实现,为了消除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不公正的现象,为了提升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公正的理念,更需要实实在在的公平行动。可以说社会公正是人类世代追求的“基本善”,是内在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目标[1]。 　　一、需要原则 　　无论是早期的经济学家,还是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法学家,都把基本需要作为他们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因素加以思考和论述,但是直到今天,许多国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社会成员处在急切需要满足基本需要的危机状况,全世界仍然有1 / 7的人口生活在饥饿的状态下,中国人均年收入低于637元的贫困人口约为3 000万,比去年增加了80万,这一原则的实现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性的短期过程,而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螺旋式的渐进过程。 　　基本需要在字面意思上是被作为物质范畴来对待的,基本含义是基本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基本需要原则不仅仅要求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要求,而且要在平等的基础上满足所有人,哲学家D. D. Raphael提出要确立平等和基本需要原则的首要地位,他认为,“那些有缺陷的人的基本最少的需要,甚至是所有人的基本的最少的需要是不可能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实现的。”[2] 同时他认为不能仅仅考虑基本需要原则,还要考虑具有效率激励作用的功利主义原则,“社会公正要求最为基本的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的平等满足,只有在这条线以上,剩余的空间才能被用于个人自由发挥。”[3]这与罗尔斯的安排顺序是相同的,在《正义论》中,罗尔斯给予了基本需要相对于其他要素完全优先的地位,但是,一旦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就有理由要考虑其他的社会发展的目标。如果相反,仅仅是根据基本需要为原则进行分配,就会窒息社会经济整体的激励机制和活力,这也是需要原则不能作为全社会的分配体系的基础的原因之一,同时却是社会公正所要考虑的基本原则。 　　社会成员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如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政府有责任制定合适的政策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且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先天因素以及后天因素造成的具体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多种多样的差距,对于那些无法改变的因素,社会成员不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但是对于那些社会和历史因素造成的不公正的氛围和环境,政府有责任消除社会上的特权因素,制定合适的政策进行彻底的改变,特别是直接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帮助解决他们面临的生计问题,尽力为社会成员营造一个更为公正的规则体系和公正的竞争环境。 　　二、效率原则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把帕累托效率作为效率的最准确的描述,艾伦?布坎南对之作了最准确全面的叙述,“一个给定的体系的某一状态是帕累托佳态,而且仅当该体系没有一种可行的可供选择的状态能令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不令别人状况变坏。一种状况即是S1,相对于另一状态S2的帕累托优态,而且仅当至少有一个人在S1中的状况好于在S2中的状况,而无人在S1 中的状况劣于S2 中的状况。”[3] 这实质上是从个体福利增进角度也即公正视角去评价效率问题,把市场机制的效率问题和社会公正的实现结合起来,进而要求传统制度的制度创新,以便公正和效率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结合。保罗?A.萨谬尔森更通俗地解释了这一概念,“在一个经济资源和技术为既定的条件下,如果该经济组织能为消费者提供最大可能的各种商品组合,那么这个经济组织就是有效率的。更确切地说,当不可能通过重新组织生产使每一个人――穷人、富人、小麦生产者和鞋子生产者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