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发展阶段重大挑战.docVIP

中国经济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挑战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到2009年建国60年,中国初步完成了从一个农业大国向中等收入国家和小康社会的转变。按现有增长趋势,中国未来10年只要不出现大的意外,人均GDP可达到8000―10000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的下限(2008年世行标准)。随着中国向中高收入阶段奋进,在人口红利与资本积累、工业化与国际化等因素交互作用下,以东部沿海为重心的外延式扩张的空间规模收益递增将逐年衰减;发展中的诸多老问题、新矛盾将挑战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宏观管理能力,影响社会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创造性破坏”下,全球经济处于大调整之中,外部需求和全球增长的不稳定性、新能源革命和低碳经济都对中国经济构成了重大影响。 　　从现在起到2020年的10年,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期和结构调整的敏感期。在经济增长惯性及政府干预下,中国仍能维持一定时期的较高增长态势,但如果在此期间仍是“有量无质”的简单重复,经济发展方式不能转型,经济社会结构并未实现成功调整,将不断加剧矛盾和风险的累积,最终使得经济增长难以维系,不仅可持续性出现困难,甚至会受到“停滞”性的挑战。因此,必须从国际视野和国家战略的角度看待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机制和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一、2012年中国迈向中高收入阶段 　　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进行国家分类标准的计算,依据动态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全球各国或地区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又可细分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按2009年的必威体育精装版标准,2008年人均国民收入≤975美元为低收入,人均国民收入在976―3855美元区间为中低收入,人均国民收入在3856―11905美元区间为中高收入,人均国民收入11906美元为高收入经济体。 　　我国在1998年人均国民收入为790美元,首次超过了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761美元的标准,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10年来,我国经济增速较快,根据世界银行计算,我国2008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940美元,接近了中高收入国家的下限(见表1)。 　　为了大体上勾勒出中国经济的“赶超”过程,我们可以基于世界银行相关国家和我国1987―2008年的数据分别计算出21年来人均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以进一步估计出我国跨越中高收入区间下限的大致时间。公式为: 　　计算得出:世界银行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下限平均增长率为3.32%,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1.66%。再以2008年数据为基础进行推算,得出世界银行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下限2012年为4390美元,我国为4570美元,届时我国将跨越中高收入国家的下限(见表2)。 　　如果做一个更为保守的估计,假定在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0%、9%和8%的情况下,2012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将分别为4502、4461和4420美元,都会超过世界银行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下限。只有在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低于7.2%、或中高收入国家出现异常增长的情况下,我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的下限的时间才会有所延迟。 　　二、国际视野下的“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界银行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其含义是当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从“起飞”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会面临比之前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如果不能正确应对,就可能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徘徊,如同一个人落入“陷阱”而难以自拔,无法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过渡。 　　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一般都会面临四大挑战。 　　第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协调好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可持续方式保持较长期有效率的高速增长。由于在中等收入阶段之前所运用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政府干预在新的政治经济动态条件下是不能被简单重复运用的,这意味着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相机调整发展战略,来应对工业化扩张和经济高增长所累积的长期供需不平衡、增长结构失调、环境污染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其它新矛盾。 　　第二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协调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垄断、寻租、腐败以及过大的收入差距、地区差距都会阻碍经济的长期增长,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甚至危及政权,国际间新兴工业国家此类的教训屡见不鲜。 　　第三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协调好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稳定之间的关系。在制定以增长为导向的政策时,要清楚识别并避免那些可能对国家安全和国民利益造成不良影响的潜在危害发生,管理好高增长可能带来的脆弱性、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及各类危机;同时也不能因噎废食,在困难和风险面前或是驻足不前、无所作为,或是过度恐惧而错失发展良机。 　　第四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协调好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经济赶超过程中,政府干预似乎是一个常态,尤其在东亚实现增长奇迹中政府的角色更为突出,许多后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