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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再检验 　　摘要：金融抑制被认为是导致我国扭曲的金融发展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而东西部金融发展的市场化水平差异使得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也表现出非完全一致的关系。本文运用面板单位根和VAR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均表现为非同阶单整变量，从而并未支持二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存在；但从短期来看，西部金融发展显著的构成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Granger原因，而这种因果关系在东部地区却并不显著。 　　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抑制；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1)－0015―10 　　 　　一、引 言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银行可以通过信用流通工具的创造，节省流通费用，减少一国非生产性资本的占用，以及积聚零散的民间资本，促进社会现实资本的流动而促进经济增长。后来，熊比特(1934)发现，银行不仅有媒介资本的功能，而且还有信用创造的功能，即银行通过购买力的创造，将资金不断的投向创新活动领域，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随着戈德史密斯，麦金农和肖对金融发展理论所做出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学者们继续深化了该领域的研究，并逐渐认识到金融体系在动员储蓄、分散风险、甄别项目、监控企业以及平滑交易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大量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种看法。 　　但麦金农(1973)和肖(1973)同样也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主要表现为政府为了刺激投资，利用行政力量人为的压低利率，并对信贷实行配额配给，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其结果是政府所能满足的往往只是重点发展的现代部门和国营大中型企业或少数特权阶层的资金需求，而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小商人和农户则被排斥在金融市场之外，这必然会加剧经济和金融的二元化倾向。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其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之最”(李实，岳希明)。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源于这些国家所采取的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并主要从一国的经济发展政策和政治结构出发给予了解释①。国内学者也主要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林毅夫，等)和政治结构(蔡防，杨涛)出发很好的解释了我国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由于金融部门在资本形成及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其也成为了政府部门为推行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而被重点压抑的部门，可以说金融抑制是我国金融体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正是基于这样的立论基础，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我国的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章奇，等)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认为：首先，中国高度垄断的金融结构不利于向农户和中小乡镇企业提供贷款。其次，由于政府对农村经济和金融体制的管制，导致中国的正规金融机构无意向农村和农业提供贷款或在这方面缺乏效率。最后，随着中国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政府从8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依赖于金融系统来干预经济，并向少数国有大企业提供资金。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中国扭曲的金融发展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他们的实证结果显著地支持了这一点。但陆铭、陈钊采用同章奇，等(2004)同样的指标来度量金融发展水平，其实证结果却并不支持章奇，等(2004)的结论。对此的一个合理理解是，他们采用的面板回归没能消除变量的内生性，以及没有考虑到数据的生成过程，从而导致了模型估计结果的偏误。为此，姚耀军叫在一系列论文中采用1978―2002年全国层面上的总量数据，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AR)和Granger因果检验再次验证了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并得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的结论。但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适用前提是大样本信息量Sims，姚耀军(2004；2005)的研究结论由于其所采用的样本量过小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我国当前的金融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相当艰苦的攻坚阶段，同时城乡差距的拉大也令人感到忧虑，能否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金融发展与各种经济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金融体制改革的成败以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鉴于此，本文将采用面板单位根和VAR模型再次验证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另外，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在空间上的非均衡性，不仅导致了省际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存在巨大差距，而且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包括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周立、胡鞍钢；尹希果，等)，因而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在地区层面上必然也会表现出非完全一致的关系。因此，我们将把样本划分为东西两大区域进行实证。 　　本文第二部分是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相关研究文献的综述；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