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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变革背景下的服务业增长一个定量分析框架 　　[摘要]1978～2006年，中国服务业的高速增长与经济体制变革存在着直接的关系。体制变革是过去20多年中服务业增长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体制变革一方面通过放松管制提高了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另一方面，体制变革通过民营化进程降低了服务业的内部产业X－无效率，提高了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关键词]体制变革；经济增长；服务业增长 　　[中图分类号]F7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3―0005―06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服务业(或者称之为“第三产业”)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的一个主题。笔者认为，此分析1978―2006年间中国体制变革(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服务业增长这一复杂的命题，事实上要涉及到如下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经济增长与服务业之间关系问题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服务业(或者称之为“第三产业”)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一直是经济学家讨论的一个主题。自从克拉克提出三次产业相继转移与增长的理论以来，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首先是一个结构转换过程，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逐步上升。这种观点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消费者对服务的收入需求弹性大于1。 　　笔者认为，对经济增长与服务业比重上升持不同意见的理由至少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服务业是以“排除法”定义的，即一般而言，经济学家将非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经济量定义为服务业，这样，服务业没有统一的、明确的定义，其内部各个产业之间并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共同点，因此，很难得出其收入需求弹性大于1的结论。例如，前引辞典指出，“引人注目的是目前使用这个概念(指服务[services])的简单性，同在经济分析范围内给服务确定定义所遇到的困难之间的鲜明对照。”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影响因素是多重的。在目前的研究框架中，对服务业的影响因素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①。因此，很难得出服务业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关系，尽管有很多实证研究的证据，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未能取得一致②。例如，前引辞典深刻地指出：这些命??(指克拉克等人关于服务业增长快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命题――引注)解释了经济增长的方式，而不是原因。 　　就中国而言，1978―2006年不到30年间，基本完成了世界上最大人口规模经济体的工业化，其经济规模增长了约8倍(取决于价格指数的计算方法与增长率的估计方法，参见麦迪森[1998]、世界银行[2000])，无论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看，如果研究这一时期的服务业增长，都不能忽略经济快速增长这一个大背景。 　　 　　(二)体制变革对服务业总量增长的影响 　　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又包括密不可分的两部分，即体制变革对服务业绝对总量(即增加值)增长的影响以及服务业相对总量(即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增长的影响。 　　1978―2006年，中国经济所处临的是一个双重转型阶段，即由一个基本意义上的农业国(尽管已具备了比较齐全的工业部门以及相当的工业基础)向现代化工业化国家转型的阶段，以及由一个全面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型的阶段。这种体制变革对服务业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例如，如果没有餐饮业的全面市场准入，我们很难想象这个行业会有今天如火如荼的发展。 　　对比，笔者将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体制变革对中国服务业总量增长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认为这种影响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经济控制的放松、生产资源自由使用的程度提高及资源在市场的引导下，大规模向服务业转移，从而使服务业获得了补偿性增长，投入到服务业的资源(包括劳动力与资本)都大大增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快速上升，这在数据上体现为服务业的绝对总量的上升；另一方面是指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以及之后，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由于竞争以及市场机制的影响，服务业本身的内部发展规律开始发挥作用，使服务业的相对总量上升。 　　 　　(三)体制变革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影响 　　众所周知，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问题一直是一个令经济学家感到迷惑不解的问题。一般认为，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是最慢的，尽管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服务业使用了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索洛所指出的，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计算机，除了在生产率领域，这就是著名的“索洛生产率悖论”③。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体制变革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由于具体的服务业微观规制政策、市场化过程及私有化过程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微观规制问题而引发的定价问题与市场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