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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法律趋同现象与制度选择的关联考察 　　内容摘要：法律发展的历史实践充分表明，拥有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能力和现代政府系统，是民族国家实现法制现代化必要的基本条件，即便在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也是如此。处于全球结构中的中国，面临越发增多的挑战，这向国家与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认识法律趋同现象并在自身制度选择中发挥主体作用，是适应全球化时代发展自身的必然需要，也是推进法制趋同化进程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全球化 法律趋同 制度选择 　　 　　现代社会中，自由竞争与个人主义经济价值观的发展，使法律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呈现出极大的相关性。在以公平与正义这一全人类共享的价值理念的指引下，法律的发展表现出一种有意识的反映态势：适应与同化，即法律趋同现象。这主要是指不同国家的法的内部要素及其体系与法的外部要素及其现象，在国际交往日益加深的基础上，获得超越国界的法的共同原理和技术法则快速增加的现象。在此过程中，涉及到主权国家及社会本身在制度选择上发挥的作用。全球性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经济无国界化趋势，产生了“国家属于谁”的疑虑，有人开始构造“全球统治”的幻想。因此，如何看待国家与政府在全球化与法律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这直接关乎对如何建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现代化模式的思考。本文将重点分析法律趋同现象与制度选择两个方面，并试图从主体性因素这一视角作一般分析。 　　 　　法律趋同：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现代化的法制（或法制建设）国家而言，面临着融入国际社会的体系中去，法律的趋同现象则是适应这种背景而产生的。这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因为它总是以不同国家和民族法律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为前提，这已经成为一种客观事实，是一种无法也不可能阻止的必然趋势。伴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的交流方式呈现出日趋多样的态势，因而形成了多样的社会关系。正因为社会关系的多元化，导致了利益关系的错综复杂与互相牵制，为了应对逐渐难以控制的局面、谋求实现跨国界的共同利益，人们迫切需要构???一个和谐的全球秩序。因为涉及到人们的价值观念或文化认同等深层次因素，各国法律的同化现象因其各自所触动的领域之不同而在人们的接受程度上有所不同。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法律，而法律趋同理论正是这样的理论，它涵盖了整个公法、私法与社会法的各个领域，它强调法律在塑造全球秩序中的作用，解释各主体间彼此适应中被同化的过程，主张平等主体间和平的民主对话模式。在多元化的互动模式下，法律的趋同现象是一种对全球化趋势的回应，在目前的世界格局下，各国在法律交流中的互动是一种优胜劣汰式的求同存异。在这个过程中，趋同与多元并非是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世界法律的发展趋势是结合多元化与趋同化为一体的。 　　 　　制度选择中国家与政府的角色分析 　　 　　纵观全球法律发展进程，无论在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欠发达的东方国家，国家与政府在各国的法律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在不同的国度和地区，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法律发展的过程离不开一定政治机构的启动，而这一情形在东方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拥有强有力的政府系统，是那些原先不发达国家（尤其在东方）迅速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近现代中国的每一次法制改革运动，都有赖于适当类型的政治架构的推动。不同的是，每一种类型的政治架构的价值取向是不一样的。按照现代化理论的分析，作为后生外发式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政府的作用发挥到何种程度，往往取决于在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导集团的行为方式。而改革的动机与价值信仰，则是领导集团行动的重要的原动力系统。也就是说，作为政府中坚的领导集团为什么要推进社会变革进而实现现代化。正是这一点，制约着领导集团行动的特定方向或目标，并且也决定着实现目标的途径或手段选择。在近现代中国，各个领导集团的改革动机和价值信仰状况是十分复杂的。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作为促进变革力量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关系，常常表现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不过，这种情绪在不同时期的领导集团中的表现及其后果又是有所不同的。 　　 　　中国于全球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分析 　　 　　在改革开放以前，世界经济已经开始了一体化进程，而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仍然没有打开市场，融入世界的结构中，确切地说，中国是世界的一国，但还在世界格局之外，这给中国经济、文化、国际地位带来的影响不得而知。而进入全球化时代，情形也就大不同了，中国通过承认世界交往的游戏规则而参与了全球结构的构成，也因此成为了游戏的一方。然而需注意的是对遵守全球结构规则所作的承诺本身已经内藏了中国亦由此获得了参与修改或制定全球规则的资格。而中国参与的全球结构，虽说形式上是由一些“平等”国家组成，不管是否发达或者说是不管民主与否，国家基于全球化的现实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