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再平衡出路.doc

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出路 　　“中国制造，美国消费”这个模式中的不平衡性终因危机而暴露出来，由于当前无法打破美元独大的地位，因此，重塑全球经济再平衡，仍将是以美国意志为主导的再平衡，其中，“再工业化”是美国重回这个平衡中心的不二选择，而“弱美元”是美国为了实现这个再平衡而实施的一个战略。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流行词是所谓“中美国(Chimerica)”，或者叫“中美互补”，这个词最先是由哈佛大学的经济历史学教授弗格森提出的，之后获得了广泛的反响。 　　但是中国的高层似乎对这个词并不感冒，因为这个说法常常被华盛顿所利用作为推卸危机责任的借口，危机后，我们经常看到美国的财经高管出来不断地攻击中国的高储蓄。 　　客观上讲，如果抛开一些政治的干扰，这个提法基本还是成立的。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美国”理解成为中国的国家实力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中国举国的消费才抵得上美国的一个加州那么大；中国、日本、德国和印度四国的消费总和还只能抵上美国的70％；简单地计算，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5个百分点，中国需要增加40个点的消费来平衡，这显然是不可能对等的。 　　我们讲。“中美国”事实上只是描述在全球化中中美两国各自所扮演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需”，于是双方便形成了“镜像互补”。 　　尽管在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中，中国并不是最大的贡献者(石油美元循环构成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最大项)，但是中国却是2003年以后美国逆差增量的最大提供者(贡献率接近70％)，2008年中国对美出口占美进口份额的20％以上，中国对美的逆差占到了美国贸易逆差的45％。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有的参与者都从这个模式中获益。 　　《华尔街日报》曾有篇文章，将近十几年的全球经济模式总结为三类国家：“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和“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 　　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以其极其发达的金融系统为全球配置资源，由于中国输出通缩，极大地满足??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同时中国输出储蓄，所以美国的长期利率一段时间内被压制在低位(特别是2004年中期后美联储开始启动17次的加息周期，但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长期利率却并不随之上升，美国的利率期限结构呈现罕见的驼峰状，被认为是中国储蓄的贡献)，股市、楼市上升使得美国家庭获得了资产型储蓄，产生了财富效应。 　　 　　以中国为代表的“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承接了世界的工厂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重商主义”的经济模式实现了最现实的好处，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支持了社会的稳定。2001～2007年内，中国GDP中出口份额从20％跃至36％，几乎涨了1倍，同期全球GDP中出口份额也从24％升至31％。换句话说，中国对时机的把握近乎完美。 　　以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由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强劲的产能扩张的推动，不仅出口大增，而且价格上升，分享着全球化的红利。 　　世界经济不是跑得很好吗，怎么后来就出问题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换个视角看从失衡到危机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必须换个视角看失衡。 　　回归基础的供求分析框架。 　　最近十年，全球总供给能力全面上升。得益于两个因素：全球化的红利扩散和网络信息技术的溢出效应；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使用，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两者相得益彰。所以，你发现，原有的工业生产方式几乎完全被重构：跨国公司接管了全球的产供销链条。 　　尽管要素有国界，但资本却以光速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穿梭，可以迅速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找到最合适的劳动力和要素资源，相结合生产出来产品，然后极其便利地被运送到任何一个有购买能力的人手中。在全球各行各业活跃的沃尔玛式的巨头渔网式地有哪些信誉好的足球投注网站下，理论上可以把全球的生产商都能被推到生产函数的边界上。 　　总供给上升的同时，全球总需求结构却恶化。 　　作为全球需求的驱动机，低工资和低工资增长率，使得美国雇员报酬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长期下降。 　　对于普通的美国中低收入的劳动者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力的替代和竞争，使得其向雇主议价的能力大幅减弱，这一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的中低收入劳动者在近30年的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工资性收入始终无法得到有效增加。 　　全球化某种程度就是美国“去工业化”的过程，大量的制造业工人开始转向低端服务业(建筑、零售、休闲)，而低端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却远低于制造业。 　　 　　因此，21世纪以来，美国的工资增长率显著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善。 　　贫富差距的加剧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新经济”后美国经济增长动力明显趋缓，经济成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