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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中期理论界关于我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设想 　　编者按：1986年初，受商业部党组委托，时任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万典武、张采庆副研究员共同主持开展《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的重大课题研究，参与的专家共有20多名之多。该课题报告全文约10万字，分综合报告和十余个专题报告。同年6月，万典武陪同商业部部长刘毅就这一改革设想向时任国务院总理作了汇报。其后，该报告还作为当年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全国供销社主任会议参阅文件印发。这一总体设想对我国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2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当初这一设想是基本正确的。在万典武90华诞暨学术思想研讨会召开之际，本刊特将万典武当年亲自撰写的《综合报告》部分公开予以刊发，一方面是基于该报告对于流通理论的研究方法至今仍具一定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以万典武为代表的一批商业专家为中国商业体制改革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表达敬意。文章题目系编者所加。 　　 　　 　　进展和问题 　　七年多里，特别是最近四年，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作出了不少关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决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取消了对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和对日用工业品及一部分生产资料的统购包销制度，计划管理的商品目录大大减少。商业部的计划商品由188种减少到23种，国家物资局的计划商品由256种减少到23种。 　　实行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和开展工农企业自销，初步形成了商品流通领域里多种经济成分和多条流通渠道并存的格局。1978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当时供销社也改成了国营）占到90.7%，集体企业占7.2%，个体商业占0.1%，农民零售占2%。到1985年，国营和供销社占60.2%，集体商业占18.3%，个体商业占14.5%，其他零售占7%。集体商业企业1985年为115万个，比1980年增加51%，个体商户1985年870万个，比1980年增加11.7倍，从业人员超过1000万人。 　　农村供销社由“官办”向“民办”转化，群众性、民主性、灵活性有所提高。国营小型企业的“改、转、租、卖”有一定进展。商品流通领域里的各种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对企业管理上的“大锅饭”有所冲击。 　　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方面迈出了第一步。1985年，商业部把所属的一级站全部下放，同时取消了18个总公司，改成部内局。各地下放了86%的二级站，1986年起绝大多数省公司停止执行职能。物资局系统在这方面也开展了许多工作。 　　近一年以来，试办了一些新型联合商业组织和横向联系网，石家庄等地试办了钢材、汽车等生产资料市场。 　　但是，改革中的“半截工程”多，配套条件和相应政策不落实，新旧体制互相摩擦，旧体制仍占主要地位，旧体制的弊端大量存在，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企业仍然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自主权很小，缺乏活力，管理粗放，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基本上还是老套套。对生产者的鼓励政策和对消费者的保护政策，同商品流通开放搞活的关系尚未理顺。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不分，物价、财政、劳动工资等各项规定把企业捆得比较死。企业也缺乏严格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基本上还是“软预算”，可以负盈不负亏，对宏观调控不能积极作出正确的响应。国营商业本身长期形成的庞大、笨重、官架子的经营体系和固定供应区域、固定作价、固定供应对象（简称“三固定”）还没有彻底突破。供销社和集体商业还是“二国营”的框架和经营方式。国营、供销社、集体商业靠吃国家大锅饭过日子，经营管理粗放、懒散、紊乱，缺乏非兢兢业业不可的动力、压力和运行机制，主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官”“商”合一，所有制结构不尽合理。 　　商业职工还基本上是端着铁饭碗吃大锅饭，积极性、主动性和创作性远未发挥出来。奖金和工资套改搞了新的平均主义，有的企业和基层社长期亏损，工资照发。加之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服务态度不好和服务质量低下成了一种综合顽症，引起广大顾客的强烈不满。商业职工的业务技术得不到提高，出不了人才，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规章条例落不到实处。 　　百家经商，无法可依，执法不严。多种经济成分和多条流通渠道是对独家经营的突破，但是由于缺乏“法制”和管理不严，出现了伪劣商品、强买强卖、投机倒把等千奇百怪的“副产品”，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败坏改革的声誉。同时，在国营、集体、个体三者一起上的情况下，商品流通领域的所有制结构缺乏指导性的目标和某种数量界限，各级无所遵循，有的行业盲目发展和乱跨行业的情况比较严重。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重新调整、组合尚未完成。 　　僵化的旧流通体制，对生产和消费缺乏必要的制约作用和调节机制。一年几百亿元的商品供需差额，想靠限价、查价等治标办法来解决。商品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不协调，货不对路，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