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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视野下的腐败治理问题 　　［摘 要］腐败问题是全球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反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本文站在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从经济人假设、寻租理论和官僚预算最大化三个方面分析了腐败的成因,对腐败及其治理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正视官僚“经济人”角色、在公共产品中引入竞争机制、增加腐败机会成本等治理腐败的对策。 　　［关键词］腐败；公共选择理论；寻租；官僚；经济人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2-0122-02 　　 　　1 对腐败成因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 　　(1)经济人假设。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认为人都是理性行为者,其行为目的是谋求私利最大化。在实践中,政府决策往往与公共利益的需求背道而驰,产生“公共悖论”,这是因为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有相似性,利益所在决定了公共产品的走向,而这归根结底取决于身处政治市场中的“经济人”自利性。因为政治领域中的人同市场中的人一样,都是“经济人”,均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作为“经济人”,这些公共任职人员必然以个体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客观导致政府抵制政治集团利益的失败,从而出现了腐败现象。 　　再者,腐败行为是具有成本与收益的,官僚在产生腐败念头时,必然要进行“成本―收益”计算,从官僚个人的角度来看,腐败的收益就是利用委托权力从国家或他人手中获得的非法利益,包括直接贪污、侵占的国家财产,间接收受的贿赂以及肆意用权的权力感、肉欲等无形的满足。政府官员腐败的私人成本,主要是腐败活动一旦败露所可能遭受到的损失,包括失去现有的官职、权力、工资与社会地位,受到的法律惩罚、纪律处分,失去人身自由、造成家庭负担、公众蔑视和心理煎熬等。 　　只有当腐败行为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时,当事人才会选择腐败活动；而当腐败行为的预期收益小于其成本时,当事人会远离腐败。作为理性的决策者,官僚根据私人收益与私人成本的比较来决定自身行为,即使勤政廉政能够增加社会收益,但只要它带来的私人成本超过私人收益,官僚就有可能不会认真履行职责。同样,只要腐败带来的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官僚自然会倾向于腐败活动。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存在缺陷,使腐败活动的收益超过其成本,官僚自然会趋于腐败。 　　(2)寻租理论。寻租是指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与行贿,促使政府帮助建立自己的垄断地位,以便获取高额垄断利益的活动。从寻租理论看腐败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可以说,哪里有垄断、特权和管制,哪里就存在租金,企业和个人为了获得垄断地位,或者为了维持已获得的垄断地位,便进行“寻租”和“护租”活动。第二,企业或个人的理性“避租”。即当一些集团从事试图从政治家或政府那里获得某种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时,其他集团为了避免损害自己的利益,会展开反政策行动，这种活动被称作“避租”,也将造成政府及其官员的腐败。第三,政治家为了自身利益对企业或个人“寻租”行为的诱导性反映。在这种机制下,企业或个人为了寻求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必然从事“寻租”或“避租”活动。“寻租”活动必然会采取一些不宜公开的手段,其中,贿赂、拉关系和走后门等成为利益集团与官僚政客之间实现交易的最重要的手段。 　　(3)官僚预算最大化。官僚渴望预算规模最大化,官僚要获得预算有三个前提：官僚机构是公共产品的独家垄断者、官僚所掌握的公共产品的真实成本不公开、制度上或技术上允许官僚提出一个不容讨价还价的预算建议。而这三个前提的时间都为官员腐败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作为公共产品的垄断者,官僚就获得了寻租的资本。而公共产品的真实成本不公开以及不容讨价还价的预算建议,使得官僚可以既是腐败行为的需求方,又是腐败行为的供给方,也就是产生了贪污。贪污是当事人自身的行为,虽然也有多人合伙行事的,但与受贿不同,参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合伙的关系,而不是供需双方的互动制约关系。贪污型腐败具有直接性,即可被贪污的资源是置于政府官员的直接掌握之下,与第三方行贿者手中的钱物相比更容易据为己有,因而更具诱惑力,贪污者对净收益的预期也更为确定和准确。这种直接性使得贪污型腐败的倾向较之贿赂型腐败更为迫切,操作成本也更低。 　　2 公共选择理论对腐败治理的启示 　　(1)正视官僚的“经济人”角色,摆脱“性本善”。在很长的时间内,我国在寻找腐败现象的原因时,总是将其归结为某些腐败官员放松对自己的崇高信仰、政治追求和理论学习,在滚滚市场浪潮中经不起金钱、美色的诱惑,受到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忘记了自己身为人民公仆的职责等。因而提出防腐反腐措施也不外乎是加强教育和学习,提高自身修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抵御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等。 　　但是,当某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