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透明专业制度对NGO至关重要.docVIP

公开透明专业的制度对NGO至关重要 　　段应碧自1963年参加工作四十多年以来，一直在国家决策部门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工作，经历了农村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对我国农村的发展历程和政策演变过程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对农业、农村问题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参与了农村改革过程中的重大政策的调研和制定，其中多次参与制定中央“一号文件”。2006年，段应碧当选为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以熟知农村发展情况的资历优势，开始了农村扶贫公益事业。5?12汶川特大地震中，中国扶贫基金会遵循章程规定，第一时间响应灾情，快速展开紧急救援、安置灾民、灾后重建等工作，他们参与和见证了地震灾区从废墟中雄起的伟大救灾历程。 　　日前，《经济》杂志记者就救灾、慈善、扶贫等问题专访了段应碧会长。 　　《经济》：“5?12”抗震救灾中中国扶贫基金会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段应碧：“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我们基金会当天晚上就启动了救灾响应机制。根据以往救灾经验，我们把救灾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救人。灾后第二天，我们派出两个工作小组， 一个组去重庆采购物资，另一个组去灾区了解灾民生活上最需要什么，然后电话告诉采购组。我们在重庆采购的物资灾后第三天就送到灾区，救援速度还是很快的。 　　第二个阶段是安置灾民。我们采购简易板房和帐篷，共修了28个板房学校，3个板房社区，大概安置了5000名灾民。由于我们采购得比较早，采购价格比较低，加上自己组织施工，板房造价每平方米都在500元内，比后来其他机构造价便宜一半还多。 　　第三阶段是灾后重建。我们发挥自身优势，在这个阶段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盖房子盖学校；二是支持农民恢复生产；三是创新救灾模式，就是用“小额贷款”帮助灾民建房和恢复生产。比如说，国家对灾区有项政策就是建房补贴，为防止灾民拿了补贴不盖房子，当地政府都是在灾民把房子盖到一定程度后，才发放补贴。这样有一部分灾民没有钱先盖房子，我们先出钱帮助他们解决像这样的困难。 　　汶川地震后，我们三天内成功举办了两次向灾区募捐动员晚会，筹集了大量资金，为后来的救灾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作为一个NGO公益组织，你们在救灾中遇到哪些困难？ 　　段应碧：总体上很顺利，因为政府和社会都很支持。但在救灾中也遇到一些政策障碍，主要有三个方面： 　　1.汶川地震发生以后，我们就开始启动救灾募捐程序，但有关部门质疑我们救灾公募资格，以致我们在央视新闻直播中滚动播出的捐赠热线几次被拿下来。我们基金会章程里业务范围包括“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进行紧急救援，减轻灾民的疾苦，实施灾后重建”。我们是在民政部合法登记的社会公益组织，这个章程也是民政部批准的。从政策上讲，我们今后应当允许所有具有救灾宗旨的公募基金会参与救灾，而不只限于几家。 　　2.我们在灾区实施灾后重建项目时，有些援建项目几经移址，对我们援建工作的效率产生影响。这主要是重建规划不及时，或者规划中没有包含我们。今后遇到这种情况，应当尽早制定重建规划，并把社会组织纳入其中。 　　3. 我们在参与灾后重建过程中，有些地方要求把所有资金都归总到政府统一安排。这固然有一定好处，但我们基金会接收社会的捐赠，都和捐赠人签了合约，要对他捐赠的钱物负责。“归总”管理让我们无法向捐赠人交代，从而影响基金会的信誉。这个办法对社会组织不合适，不可取。 　　《经济》：陈光标发放现金救灾济贫的方式受到媒体质疑，您是如何看待个人直接做慈善的？ 　　段应碧：陈光标捐款受到媒体质疑的报道我也看到了。首先应该肯定陈光标关爱社会、身体力行做慈善的行为。至于用什么方式做慈善？他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陈光标之所以选择个人直接发放现金的方式和我们慈善机构自身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国家的慈善事业还处于发展初期阶段，慈善机构的管理还不够完善，有些捐赠人对慈善机构不够信任。将来我国参与慈善的个人会越来越多，像陈光标这种方式行善成本比较高，一般的老百姓要做善事肯定无法选择这种方式，就要选择慈善机构来做，这也是公益慈善机构存在的客观依据。慈善机构应尽快完善自身工作机制，提高自身的社会公信力。 　　《经济》：社会公众对公益慈善机构提取的“管理费”存在很大争议，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段应碧：现在社会上对公益慈善机构的管理费有看法，除了一些是公益慈善机构制度不够健全等自身原因外，还有是社会公众不了解执行公益慈善项目的过程，以为公益慈善项目不用花钱，或者以为慈善机构都是“官办”的。拿我们的“爱心包裹”项目来说，这个项目我们和中国邮政合作，个人到全国3.6万个邮政任一网点捐100块钱就可以做到给灾区或贫困地区小学的孩子捐一个“爱心包裹”。每个“爱心包裹”里面还有一个回音卡，贫困地区的孩子收到包裹会给捐赠人寄回回音卡，这样捐赠人就知道他捐的钱到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