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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牧”问题的误区与解疑 　　近几十年由于自然、社会、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草原严重退化，牧民收入增长缓慢，牧区经济发展落后等问题日益显露，逐渐引起各方的重视。可以说牧民、牧区和牧业这“三牧”问题是“三农”问题在草原上的翻版。学界对“三牧”问题的讨论颇多，出现了不少真知灼见，但关于“三牧”问题的几个最根本认识尚不清楚，需要重新思考和理解。 　　 　　误区之一：“三牧”问履的关键是草原恶化 　　有的学者认为“三牧”问题的症结在于草原生态的恶化，似乎没有解决好草原生态问题就一定不能摆脱“三牧”困境。这个说法是不恰当的。诚然，草原生态的恶化是引发“三牧”问题的直接诱因，但却还不是关键问题。举个例子，康平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部，历史上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但在传统靠放牧发展畜牧业的生产形式中，植被被牛、羊、猪立体蚕食，严重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2002年，康平县开始推广牛群的改良。两年过去了，本地黄牛几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夏洛来”、“西门塔尔”、“立木攒”等优良品种。时下，沿康平与内蒙古交界的四个乡镇已成了存栏万头牛的乡镇，以牛羊为主的养殖业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这个镇子推行舍室饲养，对牛群按科学配方进行育肥，使优质肉打进了香港市场，平均每头牛比在本地销售多收人近300--元。可见。草原生态恶化不是制约“三牧”问题的瓶颈，依靠制度转变和科技进步，也可以解决“三牧”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把“三牧”问题的落脚点放在牧民增收上，通过恢复草原生态、改良养殖技术、实行产业化经营等各种途径，努力提高牧民的收入，改善牧区的生活水平，才能有效地打破“三牧”困境。 　　 　　误区之 ：过度放牧是荒漠化的主要原因 　　影响草原荒漠化的因素很多，简单地说，可以分为自然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包括地质、气候、虫害等。比如呼伦贝尔草原在地质构造上以松散的河湖沉积物堆积而成，以中、细沙为主的沙土层厚度可达数百米，而草原地表土层厚度仅有0.1～0.3米，极易受风力吹蚀，破坏。沉积沙层或沙质土壤就会裸露，造成土地沙化。人为因素包括滥垦草场、超载过牧、滥采乱挖等。又比如，上世纪60～90年代，呼伦贝尔草原进行过2次大开荒，开荒面积达14万平方米，致使大面积的优质草场变成耕地，草原表土层遭到严重破坏，导致表土流失、土地沙化， 　　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牧野生态系统主要受制于非生物气候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具有非平衡性。放牧行为必然对牧野生态系统造成不良影响的说法在多数情况下，尤其是游牧地区并不成立。排除自然因素，即使在人为因素中，过度放牧也不是荒漠化的主要原因。历史上的载畜水平(不是按平均草原面积计算，而是按不同区域的不同草地生产力计算)充分佐证了内蒙古草原退化的直接原因不是牲畜超载过牧，而是大量的农业移民开垦优良牧场，即高生产力、高载畜水平的东南部牧场逐渐消失，原有的游牧空间被挤占并向北迁移，原有的草畜平衡被打破。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草原制度不完善，掠夺式放牧导致了草原荒漠化的观点是片面的。草原生态系统是十分复杂的，过度放牧仅仅是影响草原生态环境的因素之一。 　　 　　误区之三：公共草地应该私有化 　　1968年，美国学者哈丁写了篇《公共的悲剧》的文章，发表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哈丁认为公共草地永远长不好，最终只能是一场悲剧。因为公共草地归集体所有，但人们在草地上放的是私人的羊，卖羊的收入归个人所得。一群牧民面对向他们开放的草地，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成本，尽管因平均草量下降，可能使整个牧区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每个牧民都尽可能多增加一头牛，草地将可能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食量，致使所有牧民的牛均饿死。这就是公共的悲剧。 　　此后，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公共草地的悲剧是所有权共享的结果。因此，草地私有化似乎成了题中之义。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草地私有化如果这么容易，那么公共草地就不会成为引起社会共鸣的著名悲剧了，他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公共草地不可能通过哈丁的明晰产权解决方式来彻底解决。对于具有共享性特征的草地资源的管理，在许多情况下是不能依靠界定产权来解决问题的。 　　产权私有化是需要交易成本的。比如，划分草地边界的测量成本，保护自己草地的围栏建设成本、防止别的牧民越界放牧的监督成本，等等。但是，这些成本或许太高，高到使得草地产权私有化变得不合算。因而，草地依然共有，公共悲剧不可避免。 　　从许多地方实行的围栏封牧、舍饲圈养来看，这一成本并非高的可怕。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公共草地也许不能明晰产权。由于传统的游牧习惯和牲畜摄取草品质的季节性差异，放牧场地必须具备宽阔的山地草甸、坪坝草地、沼泽草场才能满足牲畜生长发育各个时期的营养需求。因此。草地产权私有化并非可行之举，甚或有效途径。 　　 　　误区之四：承